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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 收藏
简 介：本书从社会学角度集中探讨全球化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表现及其后果，特别是从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以及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互动的角度，探讨全球化在世界文明、自我认同和民族国家几个层面上的冲突和共生。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现代性与文明的变迁、全球化与自我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和当代中国几个方面，对全球化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民族国家”“自我认同”等做了详细的梳理和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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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展现了某种非凡的创造性。就文化而言，这种创造性究竟出自何方，在现有的一些著作或教科书中是难觅恰当答案的。本书通过对占希腊文化两重性及其张力的解读，对西方文化的多元性的分析，尤其是对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日耳曼精神之间的张力、冲突与融合的解读，阐述了西方文明如何在吸收他者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历程，以求对上述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此外作者还对为什么说西方正经历一个“末人”的时代，其文明的“悖论”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以使读者从中获得某种反思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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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展现了某种非凡的创造性。就文化而言，这种创造性究竟出自何方，在现有的一些著作或教科书中是难觅恰当答案的。本书通过对占希腊文化两重性及其张力的解读，对西方文化的多元性的分析，尤其是对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日耳曼精神之间的张力、冲突与融合的解读，阐述了西方文明如何在吸收他者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历程，以求对上述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此外作者还对为什么说西方正经历一个“末人”的时代，其文明的“悖论”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以使读者从中获得某种反思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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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文明的变迁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
简 介：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较大文明的传播和扩展都会带来较大社会地域的（社会学意义的）文化教化，形成某种文化相对广泛的覆盖空间。例如，历史上著名的希腊化、罗马化、基督教化、伊斯兰教化，或儒教化、佛教化，等等，无不如此。它们都是一种文明传播和扩展的结果。作为伟大文明的体现，它们都有一个发生、成长和大规模拓展的过程，形成古人眼里的“世界性”范围。同样，现代性也是一种文明，作为一种更大规模文明的现代性，它程度不同地逐步带来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文化覆盖空间，形成近乎全球或多或少共享的文明框架，对此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如同历史上的希腊化等是某种文明拓展的结果一样，全球化也是一种不断得到充实的文明在世界上不断扩展的结果，这个文明便是现代性。全球化与现代性有着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它是现代性逐渐向全世界拓展的反映。因此，在全球化加剧时代，从人类文明发展与变迁的角度研究全球化问题首先是探讨现代性的发展和变迁问题。何谓现代性？或者说，作为近几百年来逐渐形成的世界现象，现代性究竟是怎样一种文明？它与其最先产生于其中的温床——欧洲中世纪文明以及现代西方文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在当代世界的传播中又是如何发生文化适应性变异的？这种文化变异或变迁对于现代性文明和全球化发展又具有怎样的影响？只有深刻理解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对现代世界文明的演进趋势——全球化与文明或文化的多元性问题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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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西方文明发展的悖论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本质上似乎是“又一种轴心期”或“第二轴心世界”的出现（雅斯贝尔斯在此打了问号，说明他拿不定主意）。这种所谓的第二轴心期与昔日轴心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起初“完全是欧洲的现象”，而后者是多元或多轴心的现象。此外，如果说在以往遥远的轴心时代，宗教和伦理占据文化优势的话（即使是古希腊-罗马也不完全例外），那么在现代，如索罗金所言，世俗的感觉经验的文化（感觉论意义的真理和知识）已经稳居统治地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便是其代表。 不容置疑，西方文化模式曾经是一种充满张力和矛盾的多元文化模式。凭借这种模式中的内在张力，西方在近现代独创出许多优秀成果，并通过强力把整个世界都拖入所谓的“现代文明”之中（这就好比古代中国凭借自身的优势把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或地区拖入当时的“现代”文明——泛儒家文明之中一样）。在此，文化的多元性和张力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想象力和创造性也将随之相对改变。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1918年），斯宾格勒就发出巫师般的咒语：“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所说的没落实际上是指西方在文化创造方面从本质上看趋缓，有走下坡路的趋势（且不说社会科学，即使是自然科学，除了技术或技术科学外，西方在基础科学或科学理论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能像昔日那样获得较大实质进展或突破了。总体而言，人们在这方面仍在消化20世纪上半叶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实现的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延伸或突破，但缺乏重大的基础科学原创性），这在西欧尤其如此。一个在近现代曾经占尽上风并有着辉煌成就和溢美之词的西方（文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苗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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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根性文化与法治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人有恶根性，即“原罪”（《创世记》，1～3），是闪族人的基本观念和主要文化特色之一（见本书第一部分）。它是巴比伦、希伯来/犹太、波斯宗教文化的基石——尽管它们三者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基督教最深层的文化灵感也来自于此。《圣经》反复讲述的道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这就是，人有弱点（“耶和华阿，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诗篇》，6：2），唯有信靠上帝，因着上帝的帮助（恩典）才能得救。上帝是善和幸福的源泉。当基督教向西传播的时候，也把这种恶根性文化观念带到了西方。对此西方人深信不疑。它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心灵的建构，并成为其社会政治和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论据和深层根由。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人不会故意犯错，亦即人犯错是因为无知。然而，历史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人类自古以来有许多伟大进步，但唯独在道德上的进展远不如意，而且更有甚者，在现代西方广泛存在的“末人”（last man）文化中，不少人越发深谙两面三刀之道，常以分裂的双重人格堂而皇之地在社会权力的舞台上表演。因此，自古以来没有多少人相信苏格拉底的话。秉持罪感文化的基督徒当然也不相信。他们宁肯要神治，也不愿意人治。那么何为“神治”？亚里士多德说，法治（不同于法制）就是神和理性的统治，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免除一切情欲对权力运用的影响（可见亚里士多德也不同意其师祖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话可谓道出了法治的本质。这就是任何权力的运用和法律活动都必须受到外在正义力量的制约或制衡。这一外在力量在古人那里被给予了神或上帝。它反映出人们（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在公共事务方面对掌权者——不论个人还是集团的深深不安（因为凡人必有弱点：“肉体的软弱”和意志的薄弱，在条件和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如果说古人把法治的保证（外在制约力量）投射和建立在神之上，那么在世俗化的现代，这个神则被转换为整体“社会”或“人民”（社会和人民就是上帝），它们是与神等价的外在制约力量。于是，在近现代西方，法治就从神治逐渐演变成世俗化的、制度化的和基于民主自由的法律至上（the supremacy of law）原则，如“宪政”、权力制衡、社会制约、多方面的民主监督等。当然，上帝的幽灵还在，只不过它只能可怜兮兮地发挥某种次要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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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自由与创造性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与理性一样，良知或良心（现代汉语中两词同义）也是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基本精神支柱。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生与突出的创造性密不可分，创造性又与人的良知的建构特征有内在联系，而自由则是良知的保护神。国内一般人往往更关注理性的力量对现代文明成长的意义，很少将良知在这方面的作用纳入自己的视野。然而，要知道良知的作用绝不亚于理性，而且两者是相互关联，彼此作用的。在西方历史上，每每在文明成长的关键时刻，理性都是在良知的助力下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例如，中古时期（13、14世纪）阿拉伯科学曾经大大优于西方，其中阿拉伯人在天文学上的造诣离哥白尼的成就仅有一步之遥［如阿尔·图斯（al-Tusi）的双圆模型，许多西方科学史家甚至“相信哥白尼一定看过包含图斯双圆图的阿拉伯手稿”］。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毕竟没有把其科学转变为近代科学，而海纳百川的西方人却做到了这一点。这带动西方文明向前跨越了关键的一大步。两者差异之大，这固然有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的原因，但在某种意义上讲更有潜在的文化价值取向的缘由，即某种良知的根源。再比如，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兴起“重塑了西方世界”（伯尔曼语），这虽是西方中世纪后期个体意识成长和精神自由萌动的表现，但也透露出“良知的火花”（scintilla conscientiae，spark of conscience）的力量。没有良知的作用或良知自由，这种改革不知道要推后到什么时候。因为“良知自由是所有各种自由的先锋”（阿克顿勋爵语），而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珍贵的特殊文化，不是所有民族都能具有的。可以说，西方中世纪中期以来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良知不断走向自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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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张力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创新发展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公元7世纪以后，随着日耳曼人“入侵”的完成，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基督教的希腊化（拜占庭化）与西化或拉丁化（实际上应为日耳曼-拉丁化）的区分日益明显，以及斯拉夫人的西扩填补日耳曼人西进留下的欧陆空间，被围困和孤立的“西方”，此时才能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凸显出来。从西罗马灭亡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西方中世纪长达千年之多（5～16世纪）。学术界一般以所谓“黑暗时代”结束（9世纪或10世纪）为标志，认为西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是从此时开始崛起的。但是如果从思想文化上看，西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则是从12世纪中叶引入阿拉伯-希腊哲学和科学（经穆斯林和犹太学者撰写和注释的希腊哲学或科学文本，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著作）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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