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林

“终身反对派”与不变的人生追求（1938～1942）  收藏

作者： 唐宝林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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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陈独秀全传

简   介：早在1938年2月，陈独秀即有离汉之意。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拒绝，说“抚五（即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引者）与我至好，我所学亦无以教人”。做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文字学上又有很深的造诣，怎么能说“无以教人”，说得谦虚，实际上有难言之隐：一是过去离开北京大学时所受到的同行们泼给他的耻辱，使他挥之不去。大学是知识分子集中之处，又是左中右杂处之地，中国式的“文人相轻”，像他这样政治上多次大失败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学去，不知会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谣来，使他蒙羞不堪。尤其是“日本间谍”事件前，“托派即汉奸”的舆论，已经广泛流传。他虽然一再声明“不再隶属于任何党派”，但是，他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在国共两党及其他各政治集团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势下，他在大学里是很难待得下去的。二是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于搞政党政治和革命运动，当领袖，受人敬仰，怎么能适应去当一个教书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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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的奋斗与挫折（1937～1938）  收藏

作者： 唐宝林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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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陈独秀全传

简   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8月13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国民党首都南京。陈独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与去探望的陈钟凡（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还“谈笑自若”。鉴于这种危难的情况，陈钟凡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他。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除了有人保释外，还需要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但是，当时的情势万分危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犯”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全国学界及国民党中原北大出身的一些官员纷纷奔走。最后，行政院长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不得不令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因为陈独秀拒绝写“悔过书”，所以要“设法开释”，政府自己要找一个台阶下。这也算是陈独秀的又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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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下·1932～1937）  收藏

作者： 唐宝林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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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陈独秀全传

简   介：这副对联，是陈独秀写给刘海粟的。关于陈独秀残留的诗句对联，还有一些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与著名绘画大师刘海粟的往来。 陈独秀自小受到抚养他的嗣父陈衍庶的影响，对以王石谷为代表的“王画”有深刻的见解。嗣父当时是此画派的著名画家，并对此派画作收藏甚丰，因此陈独秀在其中受到熏陶。有人认为“陈独秀原本是极有条件成为画家的”。“诗画”本来是相连的，陈独秀早年创作的诗作甚多，曾在苏曼殊画作上题过诗句与跋文，对国画有如此的学养，所以，有这种说法并不奇怪。但实际上，陈独秀对此却另有所想，另有所好。早年陈独秀作诗较多，但从20世纪20年代初即发动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共以后，陈独秀的诗作戛然而止。作诗是如此，作画更是如此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发现一幅陈独秀的画作，不仅如此，他还把“王画”为代表的中国旧画当作他“革命实践”的对象，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一项“美术革命”。从他对美术革命的阐述，既可以看到他对国画的深切了解，更可以看到他不愿涉足画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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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上·1932～1937）  收藏

作者： 唐宝林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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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陈独秀全传

简   介：陈独秀领导托派进行反蒋抗日斗争，没有给敌人任何打击，精力却消耗在内斗中，同时又暴露了自己。坚持在城市开展革命活动的托派组织，终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是陈独秀始料未及的。 像许多大人物有神奇的“免害”力一样，陈独秀一生多次遭遇被捕甚至被准备枪毙的命运，最后都幸免于难。他任托派中央书记后，托派中央曾两次被全部破获，唯独他幸免。可是这次命运之神不再眷顾于他。他在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后，经过1921年、1922年两次被捕，短暂的羁押之后，第三次被捕，并被判刑8年。 陈独秀这次被捕颇有戏剧色彩。 1932年10月15日，新的托派中央常委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在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201号秘书谢少珊家开会，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侦知，与法租界巡捕一起联合行动，五人全部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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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抗日的旗手（1931～1932）  收藏

作者： 唐宝林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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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陈独秀全传

简   介：托派统一后，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陈独秀领导托派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顽强地为他们的“国民会议”——“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历史发生了意外的转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救国”成了当务之急，“民主”又被降到了次要地位。历史再一次让“救亡”压倒了“启蒙”。不是中国人民不懂或不要“民主”，也不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不愿意做“启蒙”工作，而是形势所使然。于是，善于捕捉形势变化的陈独秀立即调整斗争矛头，把抗日救国放到日程上来。 对于陈独秀来说，这个“调整”是很容易的。因为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起初对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政策，他们就很自然把反蒋反国民党的斗争与反日救国斗争结合起来了。这样也很自然地把反独裁的“民主”与反侵略的“救国”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了。与此同时，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并在第二年的“一·二八”抗战中发展到高潮。在这个运动的鼓舞下，陈独秀兴奋异常，斗志昂扬，以为他们“等待”“期盼”的革命时期终于来到了，于是他奔走呐喊，奋笔疾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了一篇篇政治宣言，积极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以发挥托派的政治影响。据现在收集到的资料统计：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内生活》《热潮》杂志及传单上，以个人或以托派组织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信等达64篇之多。兹列其要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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