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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环境治理的实践、成效与路径优化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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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导语】为应对江河湖泊环境污染难题,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开展了大量治理探索实践。河湖长制等地方治理创新实践因其有效性被制度化为国家河湖治理的重要方略。受访者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陈茂山主任认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在建立河湖管护责任体系、河湖管护制度、改善河湖环境以及吸纳社会参与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形成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共治共享的河湖治理格局。各地创新实践民间河长模式、河权承包模式、生态绿币模式、民间督察长/监督员模式、志愿者模式等形式多样的公众参与河湖治理模式,实现“政府管护”与“全民参与”协同推进。陈茂山主任认为,进一步完善河湖治理需要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管护模式、完善河湖管护资金投入机制并建立健全日常管护制度。在推动幸福河湖建设方面,做好顶层谋划、建立标准规范、强化技术指导以及依托河湖长制完善监管机制至关重要。而贯彻落实国家“江河战略”,需注意统筹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等各项工作。优化河湖治理,在重视本土经验总结的同时,亦需关注国外河湖治理在法规建设、协同治理等方面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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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抗争 收藏
出处: 中国环境社会学(第4辑)
简 介:农民抗争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不少经典的解释框架。比如,弱者的武器(Scott,1985)和依法抗争(O’Brien,1996,2013;O’Brien & Li,2006;李连江、欧博文,2008)等分析框架产生了深远影响。于建嵘(2004)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认为中国农民抗争进入了以法抗争阶段,应星(2007)在对以法抗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草根动员理论。此外,农民的依势抗争(董海军,2010)、以身抗争(王洪伟,2010)、原始抵抗(李晨璐、赵旭东,2012)和英雄伦理(吴长青,2013)等都展现了农民群体特定的抗争策略。 在现代工业社会,环境问题引发的底层抗争是农民抗争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国家,环境抗争往往与社会正义和种族冲突等广泛的社会问题勾连在一起(Cable & Benson,1993;Freudenburg & Gramling,2011;Gotham,1999;Gould et al.,1996;Krauss,1989;Norris & Cable,1994;Pellow,2002;Taylor,1997;Walsh et al.,1993)。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局部地区就出现了零星的环境抗争。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2000年之后,环境污染、PX项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与核电项目等邻避设施建设引发的环境抗争事件频频发生。自冯仕政(2007)明确使用“环境抗争”这一概念以来,学界在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既有研究文献基本都是在“侵权—抗争”的逻辑框架下展开的。“侵权—抗争”逻辑框架是我们对既有研究范式的概括与归纳,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这种框架所探讨的环境抗争发生于底层权益受到侵害后或者可能受到侵害之时,它是对客观问题的理论回应。长期以来,环境抗争确实是因为底层权益受到侵害而不得不奋起反抗,而且其寻求权利救济之路异常艰辛,这是“侵权—抗争”逻辑框架产生和流行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有的研究存在“侵权—抗争”的逻辑预设,容易受到某些调查不够深入的媒体信息的引导,理所当然地认为环境抗争都是为了维护合法权益,这种逻辑预设存在问题,需要反思。近年来,环境抗争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态势,底层抗争场域中出现了多种目标取向,已经超出了“侵权—抗争”框架的解释范畴,但这尚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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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压力”与“去污名化” 收藏
简 介:“政经一体化”机制能够深刻解释内陆地区的基层政府在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的行为,但难以解释海洋溢油事件中的基层政府行为。在蓬莱19-3溢油事件中,康菲公司对基层政府的GDP、税收、就业和政绩等都没有贡献,但是基层政府依然走向了渔民环境抗争的对立面。研究发现,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机制运转由基层政府“对上负责”体制推动,去污名化机制运转由市县范围内旅游和海产品出口等经济利益驱动。扭转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格局,根本在于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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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 收藏
关键词: 农村精英 生态自发生 态利益自觉 生态实践 社会效应
出处: 中国环境社会学(第2辑)
简 介:农村精英在生态农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涂河蟹生态产业发展表明,农村精英的生态实践经历了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既有粗放型养殖模式的反思和不同养殖模式的比较,他们最初具有了生态自发意识,而后在一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形成了生态利益自觉理念。当生态利益自觉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时,从自下而上的抵制污染产业到自上而下的预防污染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机制。在当前生态系统遭遇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农村精英的生态实践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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