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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 收藏
简 介:1945-1949年,中英之间围绕香港的竞逐既处于中国内战、政权更迭的重要关头,也处在国际格局经历巨大动荡与调整的环境之中。而国民政府在香港主权问题上作为有限,以无果而终收场。这一结果似乎掩盖了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本书展示的,即是此间以香港为舞台,中英两国政府之间、多方势力交会互动之下所上演的错综复杂的外交角力和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某种程度上,1945—1949年的中英交涉奠定了香港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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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 收藏
简 介:1945-1949年,中英之间围绕香港的竞逐既处于中国内战、政权更迭的重要关头,也处在国际格局经历巨大动荡与调整的环境之中。而国民政府在香港主权问题上作为有限,以无果而终收场。这一结果似乎掩盖了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本书展示的,即是此间以香港为舞台,中英两国政府之间、多方势力交会互动之下所上演的错综复杂的外交角力和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某种程度上,1945—1949年的中英交涉奠定了香港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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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第10辑
简 介:中国人的日本观,即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92年天皇访华,中国人日本观的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认识主体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类型,也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主要受到记忆与情感、政治与外交、媒体与知识界三大因素的影响,表现为政治人物、普通民众、媒体与知识界三种类型,经历战后初期(1945—1949)、邦交正常化之前(1949—1972)、战略性友好时期(1972—1985)、冷战结束前后(1985—1992)四个阶段。在看待日本的价值取向上,政治人物更多从国家利益角度和战略思维出发;媒体和知识界则倾向理性、中立和客观;普通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其核心层面是基于近代历史的记忆与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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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与挫折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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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虽说“弱国无外交”,然而,事实上强国自恃实力,有时未必视外交为国运所系;反倒是弱国往往极重外交,以图借力使力,改善处境。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选择了正确的国际阵营,关乎国运诚非浅显。积贫积弱的中国两次成为战胜国,胜利成果的累加,形成了获得民族复兴的重要机遇。在二战中,与美、英、苏不尽相同,“战胜国”之“战胜”二字,于中国而言,尤为沉重。中国苦撑八年,牺牲之大无以言表,实为“苦战”而“惨胜”。美、英、苏之“战胜”则更多是传统意义的武力征服——尽管牺牲亦巨大,但最终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摧毁法西斯政权。因此,“战胜”之于中国的意义,更多是其浴血抵抗的贡献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曾宰割自己的列强所认可,从而位列“四强”,最终跻身“五常”,立于民族复兴枢纽,赢得了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奠定了迈向“大国征途”的基础。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战时中国外交,尤其是中国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颇多肯定,一些学者从中国“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的角度进行了相当深入和精辟的论述。战时中国外交取得卓著成就,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嵌入中华民族有关抗战的共同历史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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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在祖国与宗主国之间:对1945~1949年香港问题的思考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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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
简 介:在内战局势急转直下的震撼中,国民党在香港的政治演出逐渐落下帷幕。1948年12月,时任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Current World Affairs)研究员的鲍大可(A.Doak Barnett)以《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 )特约记者的身份在香港发回了两篇报道,详尽描述了当时的政治氛围。此时的香港早已成为反对国民党政权人士的避风港,中共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后,齐集此处的各派人士纷纷响应,“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力量在这里彻底完成了向“民主党派”角色的转型。而1948年底,淮海战役正处于高潮,香港社会人心惶惶,国民党当局彻底失去了此处民众的信任,任何官方的消息,均被从反面去解读。而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将成立统一的新政府似乎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政治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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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
简 介:不平等条约体系勾画出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形象,国民政府自建政以来,积极谋求以改订新约的方式冲破这一体系对中国的束缚。1943年中英新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由宰制中国权益的帝国形象转变为平等合作的盟友角色,但由于彼时英国放弃的所谓在华特权多在战火中落入日本之手,所以新约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中国谋求英国兑现战时做出的给予平等地位的承诺,于外交技术层面,则是力求以新约为基准,签订一系列旨在维护国家具体权益的条约。 尽管战后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频繁“出手”,但因循国际法准则、以条约形式固定的其在港权益的却不多,1948年签订的《中国海关与香港政府间关务协定》(简称“关务协定”)即是其中一项。该协定赋予了中国海关人员在香港境内缉私的权力。与倍受争议的中美商约相比,关务协定几乎是一个中国单方面受益的文件;与同时进行的中英九龙城寨事件交涉不同,关务协定谈判过程中,中方基本势处主动。然而,尽管国民政府通过协定维护了部分国家主权,但民众对此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热情,这与战后轰轰烈烈的收回港九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粤港工商界人士反倒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协定的实施会进一步窒息本已处境维艰的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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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之争与民意:九龙城寨事件始末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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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
简 介:由于英国以“租借”而非“割让”的方式占有新界,因而,新界相较于香港的其他地区,是一块地位特殊的土地,在法理上,英国从未“拥有”新界的土地。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新界的命运决定着整个香港的命运,1984年中英两国能够明确香港在1997年回归的前景,其谈判的动因之一也正是新界土地的租期问题。根据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1899年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等条约文件,清廷同意英国租借九龙界限线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连同附近233个岛屿,总面积达946.4平方公里,租期为99年。因此,新界土地制度由清廷的田土制度转变为香港政府的土地制度,即由原来永远拥有土地业权的形式,变成由香港政府批出有限期土地承租权的形式。香港政府为体现英国王室作为香港最终业权人的地位,规定所有土地只可批租而不准售卖,土地只能由港府租出或以其他方式批出。而新界的土地契约则由1898年7月1日起计,年期一般为99年减3天。这颇令人费解——在新界,英国租用了中国的土地,然后再由香港政府批租给土地使用者。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香港政府在新界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二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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