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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解放区文学 改革开放 1978-2018年
简 介：为全面深入交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更好地推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于2018年8月召开“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解放区文学”学术研讨会。本书由参会论文辑选而成，展现了学者在研究理念与方法、史料挖掘与整理、作家作品解读等方面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当前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总体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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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与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天津抗战作家作品研讨会”。为了铭记历史、激励后人，我们将与会者和未能出席会议的教授、学者提交的论文，汇编为《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辑》。全书收入十九位学者的论文，论及曼晴、孙犁、梁斌、袁静、穆旦、方纪、孙振、杨润身、柳溪、张学新等抗战作家及其作品，其中青年教授、学者的论文，多有新观点与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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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解放区文学 改革开放 1978-2018年
简 介：为全面深入交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更好地推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于2018年8月召开“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解放区文学”学术研讨会。本书由参会论文辑选而成，展现了学者在研究理念与方法、史料挖掘与整理、作家作品解读等方面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当前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总体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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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的“摇摆”：抗战书写的现实与现实主义 收藏
出处：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120周年校庆专辑/2022年/总第32卷）
简 介：从“摇摆”的角度观察孙犁的抗战书写，可以看到他在现实与现实主义的关联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小说创作。这种调整表现为纪事与小说的区分和文体混用，由此造成孙犁在延安小说写作中对有意放弃的旧作进行打捞式的改写与翻新。这种改写行为，既展现了“旧调”发出“新声”的途径和轨迹，揭示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作用与关系，也表达了孙犁的“摇摆”与其创作风格形成及其艺术创作认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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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性批判的悖反：重读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 收藏
简 介：《神鞭》《三寸金莲》作为冯骥才突破其创作瓶颈另辟一条新路的“文化试验”的开端与高潮之作，不仅在冯骥才作品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在当代文学史中具有现象性意义，它们虽然在当时被“误读”或批判，却在重回80年代研究中成为典型文本。本文通过重读《神鞭》《三寸金莲》，分析辫子与神鞭的辩证关系，阐释金莲话语悖反性叙事的构成，从启蒙辩证法的角度探讨冯骥才对作为话语的辫子、金莲的接合与改造，他在试图解除二者启蒙负载的同时，在接合表述中呈现了其悖反性的复杂面貌，为重回80年代和重新解读新时期小说提供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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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的“未完成性”：人民作家梁斌的文学成就与精神遗产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平地一声雷”，1957年11月，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版震动了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文坛，正如丁浩川在给梁斌的信中预言的：“你将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红旗谱》引起的轰动效应及其杰出成就，不仅使得中国文坛的1958年成为“《红旗谱》年”，而且奠定了梁斌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尊敬。如今，这种关注和尊敬跨越了历史和时代，使得梁斌和他的《红旗谱》系列越发呈现出“经典”的光芒和意义。《红旗谱》系列仍然活着，它“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达到的水准，不仅使其成为共和国文学与文化的一个典范和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对于认识和理解当前文学文化及社会现实，仍然具有启示性意义。梁斌和他的作品，作为意义不断生成的特殊生命体，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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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天津通俗小说 收藏
作者： 闫立飞 主编 倪斯霆 罗海燕 副主编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关键词：
出处： 抗战时期的天津文学
简 介：抗战时期沦陷区通俗小说和国统区通俗小说的发展之路是不同的。有研究者认为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小说在抗战后获得了长足进步，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以张恨水为代表的传统通俗小说突出时代性和政治性。以徐和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开拓出一种与世界通俗小说接轨的现代化的通俗小说。”张恨水身在后方可以直接写抗战题材的通俗小说，其时代性和政治性离不开其地域语境。在这一点上，沦陷区的通俗小说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抗战时期的天津通俗小说无法突出时代性和政治性，但也不是完全回避，而是在不同的小说类型中有不同的处理：在社会言情小说中，作家们以写实的手法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时代的看法，其时代性是通过写实的自然主义表现手法来表现的，他们无法像张恨水那样去学习新文学的批评现实主义手法。在武侠小说中，作家们的“写实”不是对准当下，而是选择了明末清初等特定的历史时段，因此其时代性和政治性不很明显，但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更关注人性，其小说的时代性和政治性是通过人性的刻画，用隐喻来完成的。以白羽为例，有研究者认为“由于坎坷的经历使他体味了世态炎凉，因此他在武侠小说中把武侠社会描写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定形态，注重揭示武林社会和主体社会的联系，他笔下的江湖社会，世风日下，侠客仗义行善，处处碰壁，归其原因是政府腐败，官逼民反。白羽以对现实社会的冷峻与愤慨之情，把侠客描写得十分狼狈：大侠柳兆鸿竟然斗不过一群地痞流氓，大侠林延扬因为心存宽恕结果死于小人之手，大侠俞剑平想隐退江湖享受清福，结果还是被迫受官府之气。小说正是通过批判侠客行侠无能为力来反证社会黑暗之极。白羽笔下的侠客自以为自己的武功盖世，但结果是根本无法改造社会，反而被社会所改造。这显然与《三侠五义》宣扬侠客的出路是归顺朝廷有本质的区别”。其实，白羽的这种写作方式使得武侠小说更具现代性。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武侠小说有这样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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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天津诗歌及其他 收藏
作者： 闫立飞 主编 倪斯霆 罗海燕 副主编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关键词：
出处： 抗战时期的天津文学
简 介：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这一天的到来，打破了天津既有的政治与文化格局。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文学秩序几乎在一夜之间为战火吞没，荡然无存。在很短的时间内，支撑天津文学大厦之屋脊的《大公报》《益世报》等纷纷停刊，或转入异地发行，加上抗战全面爆发前已被日资收购的《庸报》，天津的几个重要文学园地都已不复存在。绝大多数作家和编辑被迫南迁，创作队伍解体，使天津文坛很快陷入沉寂。在文学的诸多文类中，诗歌创作受到的冲击最大。一方面，抗战前活跃于津门诗坛的，除部分本地诗人外，主要是北平各高校的师生（其中不乏出生于天津但在北平工作、求学和生活的诗人）。他们以创办于天津的几大报纸的文学副刊为园地，进行诗歌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使津门诗坛呈现出繁荣局面。但随着天津陷入敌手，报刊停办，诗人星散，诗歌创作的气象不再。另一方面，正如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这一名言所示，战争的残酷，侵略者的凶暴，人性的横遭践踏，使追求美与哲思的诗歌不再成为可能。抗战初期的诗歌往往强调宣传效应和鼓动性，诗人被迫（或甘愿）放弃对美的经营，而将诗歌作为抵抗这血与火的武器，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而以诗歌宣传抗战，在沦陷区天津无疑属于禁忌。以上种种，使抗战初期的天津诗坛陷入了一片荒芜。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初期的动荡局面稍显缓和，天津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也略见恢复，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也逐渐打破沉寂，重新焕发生机。这一时期的天津诗坛，除日伪政权扶植的部分文人致力于为侵略者粉饰太平，发表了一些毫无价值的新旧体诗作外，更多诗人栖身于有教会背景的学校之中，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惨淡经营，努力进行诗歌探索。诗人借助创作，与战争、与战争中的人性对话，使天津诗坛对美与哲思的追求、对人性的拷问和对民族精神的重塑，没有因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消逝，而像一曲不绝如缕的歌声，为抗战胜利后天津文坛的重建而蓄力。抗战时期天津的诗坛，知名诗人不多，诗作数量也有限，难以和20世纪30年代这一现代诗歌的黄金时期相比，但诗歌如同一位历劫的佳人，展现出“在战争状态下抒情如何成为可能”这一文学史命题的独特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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