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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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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任鸿隽传
简 介:任鸿隽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兼具新旧、中西特点的知识分子,一位以推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任鸿隽既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受过全面的熏陶,又先后在日本和美国接受了长时间的新式高等教育。当他立下“为中国培育科学的种子”的职业愿望时,他已是一位心智全面成熟的知识分子。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或《辞源》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指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脑力劳动者。任鸿隽18岁考取秀才,20岁在重庆开智小学教书,他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虽有不错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重庆府中学堂受过的不多的新式教育或新思想的影响使他不肯安于现状,向往更广阔的天地。所以当他顺江而下,辗转上海和日本求学时,其目的已然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功名、头衔,而是为了那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此时的任鸿隽当然已经知道了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厄运,并且跟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去思考如何改变现状,拯救祖国于危难。所以他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中,为学习制造炸药而选择了他从未接触过的新学问——化学。南北议和成功后,完全可以在中央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的任鸿隽推却包括蔡元培等人在内的挽留,赴美留学。表面的原因当然是由“革命救国”转为“科学救国”,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还是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个人的仕途、经济、成败得失都已被他忽略。所以已经27岁的任鸿隽重新做回学生,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现代化的美国,因为他坚信,在这里他可以学到对中国有用的知识,以便将来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出力。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强烈的报国情怀,任鸿隽没有选择容易谋得官职的法政类学科。而与他同船到达美国的10多人,只有他与杨杏佛到了以自然科学专业著称的康奈尔大学,“以同行诸人志习政治经济及社会科学者为多”。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考虑得比较多的因素是将来能否便利地谋得一份不错的职业。如胡适留美时,最初读农科就是与其二哥的建议有关:“民国前二年,考取官费留美,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只是后来实在对路矿不感兴趣,又考虑到家庭情况,才选了不收费的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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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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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任鸿隽传
简 介:陈衡哲认为科学救国运动的发起者是任鸿隽,把这个运动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其在《任叔永先生不朽》一文中曾说:“那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政变及庚子国难的刺激的,故都抱负着‘实业救国’的志愿(所谓实业,即是现今所谓科学)。我是于一九一四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的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此说早有定论。而关于任鸿隽是“科学救国”运动的提倡人,由陈衡哲来说,是溢美之词还是事实如此?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必须对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科学救国思潮的产生过程有所了解。当然,关于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开展并取得了一些共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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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的晚年岁月(1949~1961)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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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任鸿隽传
简 介: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政府各机关、各团体陆续迁台。任鸿隽当时担任中基会总干事和中国科学社社长,这两个团体都是民间性质,任鸿隽不具任何官方身份。他虽为当时中国教育文化界名人,但由于四川大学校长做得不成功,为蒋介石所不喜,辞川大校长后再也未被国民政府青睐过。早在1948年平津战役打响之际,风雨飘摇中的国民政府就通过所谓“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让平津一带的著名知识分子如胡适、陈寅恪等南下上海,后又迁台。但在此混乱时期,无论是北大、清华,还是中央研究院,其中的教授、学人绝大部分采取观望态度,并最终选择留下。对于任鸿隽这样没有官方身份的人,他虽有自由选择去留之权,但真要做出选择也并非易事。摆在任鸿隽面前的有三条道路:迁台、跟随中基会迁往美国以及留在大陆。以任鸿隽夫妇当时的声望,如果主动要求迁台,或去美国,都不成问题。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于1949年4月底接到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的电报,让其去上海。竺可桢到上海的第二天,去见自己的老朋友任鸿隽,他在日记中写道:“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美国,因其子女三人多、苏、安均在美国也。”以任鸿隽当时的情况,赴美国是他的首选。其子女三人均在美国留学,中基会也已迁往美国,美国又是任鸿隽夫妇的留学之地。任鸿隽5月份赴港,直到9月份才回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在香港停留了4个月之久。《竺可桢日记》1949年9月14日记载:“八点半……至永利公司晤任叔永,……知叔永在香港居留四个月之久。”任鸿隽最终放弃赴美、回返大陆的原因,只在《任鸿隽陈衡哲家书》中有一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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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下)(1938~1949)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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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任鸿隽传
简 介:自1925年接受范源濂的邀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任鸿隽就与中基会结下不解之缘,中基会的工作成为他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因出任四川大学校长而离开中基会时,中基会也只是批准他休假一年,干事长职务由执行秘书孙洪芬代理。1936年4月,中基会第十二次年会同意了任鸿隽的辞职请求,并给他以极高的评价:“由于任君之机敏才智,使本会度过危难时期者,已非一次,而同时在使本会形成为一忠实而有效之机关,亦多致力。董事会同人对任君之私人德行,坚忍性格,及其对人之体谅宽容,与夫任职之热诚尽力,均深致敬重之意。”他虽然不再担任中基会干事长,但他还是中基会15名董事之一,担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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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上)(1928~1937)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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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任鸿隽传
简 介:1925年9月,任鸿隽开始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担任专门秘书一职,第二年4月改任执行秘书,协助干事长范源濂处理中基会日常事务。根据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干事长之下只设一执行秘书,“嗣以会务日繁,且多属科学范围,因复议设一专门秘书,与执行秘书共负助理之责”。会务“多属科学范围”,是范源濂邀请任鸿隽加入中基会的主要原因。1928年6月29日,中基会于天津利顺德酒店召开第四次董事年会,因为首任干事长范源濂已于1927年底病故,此次年会将选举新干事长。随着北洋政府的倒台,中基会被国民政府接收已提上日程,因南京方面明确表示反对顾维钧、黄炎培、丁文江和郭秉文四人继任中基会董事,改组势在必行,蔡元培、胡适和翁文灏首次以董事身份出席会议。会上选举蔡元培为副董事长,并且蔡元培、胡适和翁文灏三人联名推荐任鸿隽为干事长,但因董事多数任为北洋旧臣,最终选举周贻春为干事长。后周贻春在会上建议:“本会事务日见增加,执行秘书之地位不若副干事长任事之便利,故拟请增设副干事长一员,以资襄理。”提议得到赞同,董事会一致推举任鸿隽为副干事长。1929年1月中基会召开第三次董事常会,郭秉文、顾维钧、张伯苓、颜惠庆、胡适等董事辞职,增选汪精卫、孙科、李石曾、伍朝枢、任鸿隽、赵元任为新董事,选举蔡元培为董事长,蒋梦麟为副董事长。任鸿隽被选为干事长兼名誉秘书。中基会开始了“蔡元培—任鸿隽”时代。从专门秘书到干事长,任鸿隽以自己的踏实肯干的工作态度和对科学事业的热心与了解逐渐得到中基会的重用,在该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的前任范源濂和周贻春是以中基会董事身份出任干事长,根据董事会章程,董事会15名董事每年互选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二人,秘书一人,会计二人。范源濂是首任董事长,周贻春则分别是1924、1926和1927年度董事会秘书,可谓“根正苗红”,而任鸿隽则是1925年范源濂任干事长后请来帮忙的“局外人”。然而这个“局外人”却在三年后成为中基会董事,并出任执行领袖——干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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