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锋

结语  收藏

作者： 王华锋 著 出版时间：2017年05月

关键词：

出处： 18世纪福建海盗研究

简   介：西方人圣·奥古斯丁曾讲述过一个关于海盗的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曾经问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则反驳道：“你凭什么敢横行世界？就因为我只有一艘小船，人们骂我是贼。但是因为你有一只强大的舰队，你被尊为君主。”我们无从稽查该故事的真伪，但是该故事却塑造出一个充满叛逆和勇敢精神的西方海盗形象。 中国海盗一方面是“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另一方面又是被官兵追捕的“贼”、“匪”、“盗”，做的是被绝大多数民众所不齿的下流勾当。中国海盗主要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渔民、农民、水手，还有一部分贼犯、流氓、流民，等等。他们下海为盗更多的是为生活所迫，缺乏西方人所推崇的追求民主以及反抗压迫的英雄气质。尽管中国历史上也不乏鲜明政治理想的海盗，如东汉的张伯路，东晋的孙恩、卢循，明代的汪直、徐海，等等，但是18世纪福建海盗则是为了生存或者为了财富而下海抢劫的贼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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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控制：传统文化与区域文化的背道而驰  收藏

作者： 王华锋 著 出版时间：2017年05月

关键词：

出处： 18世纪福建海盗研究

简   介：中国文化类型多样，既有在历史长河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农业文化，也有颇具地方特色的草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福建偏居东南一隅，与中原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自汉晋以来，中原地区饱受战乱影响，中原民众为避乱而纷纷南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福建地区文化发展，并一度获得“东南邹鲁”之美誉。虽然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大海只是一个拱卫统治的自然屏障，而不是用来开拓进取的渠道；但是福建地区由于土地不足，大海犹如内地可耕之田，下海捕捞是再自然不过之事，长期的“耕海为田”以及海洋贸易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 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需要不同的社会管理措施，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农立国”的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没有比把民众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还要便捷和有效的管理方式。长期以来，农耕文明下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习惯了这一传统管理模式，然而随着中国疆域拓展，东南临海已成现实，这也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历代统治者或出于政治惰性，或疏于管理，只是把对内陆地区的传统管理模式简单地移植到了海疆区域，其效果可想而知，福建海盗活动史不绝书亦是政府管理错位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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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控制：海陆联防与军队的腐败  收藏

作者： 王华锋 著 出版时间：2017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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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18世纪福建海盗研究

简   介：清王朝建立初期就受到来自福建地区郑芝龙、郑成功海上势力的威胁，清朝历任皇帝都对福建海防给予高度重视，即使在“康雍乾盛世”时期也未丝毫松懈，清政府通过驻防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方式以达到军事控制之目的。 福建地处东南海疆，中央政府在此设置的官员主要有闽浙（福建）总督一人，闽浙总督节制两巡抚、三提督、十二镇，统辖督标三营，兼辖抚标二营、南台水师营。福建驻防将军一人，顺治年间改为督统，康熙二十九年（1690）又称将军，驻福州；副督统一人，康熙十九年（1680）设置，雍正五年（1727）副督统增设为二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又撤一副督统，保留副督统级水师官员；低级别官员有佐领、防御各十人，其中水师各两人；骁骑校二十二人，其中水师二人。同时，清王朝针对福建地区的水师建设、沿海炮台修筑、巡哨、商渔船只的数量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初，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美国学者布鲁斯·A.埃勒曼也指出，古代中国的海防目的有三：“一是阻止海盗对中国沿海进行劫掠；二是粉碎其他国家声称中国领土为自己所有的企图；三是防止有叛变倾向的集团或野心勃勃的附属国利用海军夺取皇帝的宝座。”由此可见，清政府在福建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的目的之一即是应对福建海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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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控制：农业经济与海洋经济的碰撞  收藏

作者： 王华锋 著 出版时间：2017年05月

关键词：

出处： 18世纪福建海盗研究

简   介：福建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造成其耕地严重不足，虽然福建地区经济陆海相济，但是海洋经济显得尤为重要。“闽三面距海，无门限之固，沿海斥卤，不足于耕耨，以鱼盐舟楫为命，稍歉则仰济惠、潮、浙、直之米，又以其土所殖与邻壤通有无，远及吕宋、暹罗诸属，虽风涛不测，然实民生息之路不可闭塞”，福建民众对海洋经济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海洋经济，是指“人类在海洋中及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海洋经济与人类其他形式的经济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内涵。在明清时期，它表现为五种海洋生计：海洋渔业、海水制盐、海洋交通（造船与海运）、海洋贸易和海洋移民”。“耕海为田”一语更是凸显出海洋经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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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控制：行政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  收藏

作者： 王华锋 著 出版时间：2017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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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18世纪福建海盗研究

简   介：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谈论匪徒问题时指出：“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匪徒活动是绝不可能脱离于它所威胁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而存在的……要了解匪徒活动和它的历史，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权力历史的背景当中去看，也就是说，要看它处于什么样的政府或什么样的权力中心的控制下。”因此，在分析18世纪福建海盗问题时，也需要分析18世纪福建海盗处于怎样的权力控制之下。 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它既指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群体、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指导、约束或制裁，也指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相互监督、相互批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基层的自治与中央集权的间接控制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国家对于地方的行政控制只是延伸至县，县以下的乡村则为地方权力所控制，这从某种层面表明国家对基层社会运用两种不同方式进行治理：“在国家政治层面，行政权只延伸到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命令—服从关系，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则是法制—遵守关系。”在清初和清中期的重建活动中，“地方士绅已经显出他们对社会的强烈影响……社会控制系统便逐渐演变成官僚、地方士绅和会馆的联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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