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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第1辑) 收藏
关键词: 经济史
简 介:本书对2007年、2008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学术动态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梳理。内容包括:经济史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书中对于中国经济史中的农业、工业、商业、货币、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经济改革、经济思想、区域经济、民族经济、对外贸易等专题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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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企业与三线人的命运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企业史评论 第5期
简 介:张勇教授的《企业、人群与社会:三线建设的多维书写》要出版了,嘱我作序。对于三线企业,我并未作过深入研究,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我在甘肃一家三线企业中度过了十多年的少年时光,我的家人、朋友的命运也随着三线企业的兴衰而起伏。长久以来,两代人的悲欢离合始终让我不能释怀,总想说些什么,这种表达的冲动让我斗胆答应了张勇教授,因此,非常感谢张勇教授给我这样的机会。 张勇教授的《企业、人群与社会:三级建设的多维书写》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三线建设现有研究的回顾与梳理,涉及国内外、宏观微观,非常全面。更为难得的是,这一部分还有很多对三线企业现有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的深入反思,由于张勇教授有着长达10年的三线研究经验,他的反思非常具有针对性,绝非泛泛之论。第二部分,张勇教授聚焦三线企业的外部关系,即其与国家、地方社会的关系,尤其着力于阐述三线企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第三部分,张勇教授主要关注因三线建设而出现的移民,阐述他们的生活、认同、内部的分化等。在第四部分,张勇教授独辟蹊径,从公众史学的角度讨论了三线建设的书写问题。严格来说,张勇教授这部著作是一部论文集,书中的各个篇章均是他发表过的论文。张勇教授谦虚地自称“它本就是不成体系的”。但实际上,这部著作经过张勇教授的妙手编辑,不仅呈现了当下三线建设研究的主要核心问题,而且很成体系。因此,我相信无论是对三线建设的研究者还是参与者,抑或是关心和希望了解三线建设的普通读者而言,这部著作都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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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史需要怎样的企业概念 收藏
出处: 企业史评论(第4期)
简 介:自科斯以来经济学家在“企业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众多纷纭的观点都还不足以回答企业是什么的问题。在企业史研究中,主要观点集中在传统中国的商业、手工业算不算企业,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企业是不是企业这两个问题上。相较于企业内在本质的一致性,企业史研究者应该更在意的是连续性,即后发者是否是对先发者的继承和发展。传统中国的商业、手工业,近代中国的新式企业,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中国企业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也只有将其整体视为一个研究对象,才有可能总结出中国企业的演变道路和规律。就企业史研究而言,用人为的、不成熟的定义将他们分割开来是不合理的,企业的外在形态始终在不断发展演变。企业史研究应该强调并发展企业理论和方法的普适性,而不是特殊性,这样才能使企业史这门学科得到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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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变迁 收藏
出处: 企业史评论(第2、3期) 第2期
简 介:在近代,随着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国家行为的市场化逐渐增强,导致政府监管国有企业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加。政府开始意识到传统中国以考成制为核心的结果监督不再适用于国有企业,试图通过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自身管理,以及强化国有企业的预决算制度和过程监督来应对其市场化趋向。为此,近代历届政府为监督国有企业进行了多种尝试,如在晚清时期形成了以地方大宪为核心的监督方式;北洋时期形成了以军阀利益为核心的地方集权式监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行政化官僚监督与股份制内部监督并行的监督体制等。总体而言,近代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变迁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在法律监管方面,政府从之前以“行业”为主体的监管法律开始转向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监管法律;其次,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专门针对国有企业的事前预算、过程稽查以及审核决算等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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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范式及其转型 收藏
关键词: 企业史研究 范式转型 世界工厂 企业制度 社会关系网络
出处: 河南大学经济史论坛(第3辑):政府规制、社会调节与工商业变迁
简 介:王学典先生最近提出要反思改革史学,他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改革史学如同之前的“文革”史学一样,陷入了困境,已经“日益国学化、汉学化、实证化、碎片化”。王先生对改革史学困境的描述以及他所提示的出路或有可商榷之处,但反思改革史学的确十分必要。一方面因为时代剧变,现实对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因为30年来许多实证研究对原有的理论范式已经提出了挑战,改革史学的学术范式不仅不能指引新的研究,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正在束缚和限制史学研究。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问题。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中国在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上的创造性和贡献非常有限。中国的企业,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也在不断地向西方学习,但仍然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也未能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时有发生的劳资矛盾和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已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构成制约。由于缺乏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目标,面对上述问题时,我们束手无策,甚至不知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创新正在成为中国新的经济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过分狭隘地将其理解为技术创新,对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创新却视而不见。深入总结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生成和变迁的内在逻辑,将有可能为中国当代企业制度的形成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引和经验借鉴。此外,在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发展,制度的形成和基本特征,都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企业个案研究,但受限于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匮乏,这些成果并未能使我们总结出中国近代企业的一般性特征,未能很好地刻画出企业制度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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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与异:两位大师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首先感谢大会给我这样一个向两位大师致敬的机会。我想就我在学习中国近代企业史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吴老、汪公的启迪,谈一点不成熟的体会,以此来纪念和缅怀两位大师。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制定和实现的。因此,要理解,进而要设计好的经济政策,就要充分了解相关的约束条件。对于资源、要素的约束,经济学已经有很多讨论,但是,对于来自历史逻辑的约束,人们却往往不够重视。而对于历史逻辑的研究和揭示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 实现工业化,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迫切的目标之一,时至今日,我们也还不能说彻底实现了这一目标。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关于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选择的争论,一直在不断重复出现,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实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变。经济史学家对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有很多探讨,吴老、汪公就对此做了大量深刻研究。他们的探索,对今天我们的道路选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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