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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8）：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1978～2018） 收藏
邹东涛 主编 左正三 吴选辉 副主编 2018年12月 出版
关键词： 中国 经济发展 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 1978-2018年 中国梦
简 介：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深入研究改革开放政策措施和成功经验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本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总报告、专题篇、案例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研究探讨了40年改革开放经验，展示40年来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 50.4 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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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8）：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1978～2018） 收藏
作者： 邹东涛 主编 左正三 吴选辉 副主编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
关键词： 中国 经济发展 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 1978-2018年 中国梦
简 介：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深入研究改革开放政策措施和成功经验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本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总报告、专题篇、案例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研究探讨了40年改革开放经验，展示40年来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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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资本输出研究 收藏
出处：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8）：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1978～2018）
简 介：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成就。从一个世界上最穷之一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实现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即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向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工业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力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历史上已有的记录。与其他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的经济起飞也是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完成的。随着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迅速扩张，马克思当年定义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定义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开始在我国经济中显现。我国出现的大面积产能过剩其实就是上述规律作用的结果。为摆脱“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的经济需要转型，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转型是会引起一国经济波动的，特别是当一国的转型与世界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同时出现时，局面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如果调整的力度太大会引发剧烈的社会波动，例如，削减过剩的产能会使沉淀的资本变为废品，与这些资本相关联的劳动力会失业。尽管盲目追求GDP的增长不可取，但生产过剩而导致的GDP剧烈下降也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一定会使一国经济的增长面临下行的压力。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了下行压力的区间。中国经济在结束两位数增长后，能否在6%～7%稳定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学术界已经给出判断，我国经济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会是U形，更不可能是V形，而是L形，而这个L形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就可以过去的。显然，这个“L形”就是一个转型的过程，至于转型时间的长短，影响的因素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对那些已经沉淀的资本，毁灭性的置换越少，经济运行就越加平稳，转型中的阵痛就越可以得到缓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成功转型的经验显示，资本输出对转型顺利实施功不可没。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结构需要调整、我们的产业需要升级、我们的供需应该平衡，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和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经济转型的视野也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空间，特别是对一个经济体量庞大的国家，它的转型已经不仅仅是一国内部的事务。我国已有的经济结构就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全球化相关，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中国经济的波动也会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这就是具有战略纵深的大国经济的地位。马克思当年对资本输出的基本定义，即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而导致的资本跨越国界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目前的资本输出额已经超过资本的流入，从而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印证了资本输出对我国经济、对输入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在“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处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属于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初期。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一样，这些国家对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着迫切的需求。相对短缺的资本供给，使得这些沿线国家对我国国内过剩的钢铁、建材、玻璃、船舶、电解铝等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量较大。此时将我国过剩产能对这些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至少会有20年的市场需求。从长远的经济发展分析，资本输出并非我国“去产能”的权宜之计。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情况下，没有资本的国际流动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巨量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从市场“内部化”的理论看，市场全球化的趋势导致的市场边界的扩大，也要求企业的边界延伸出国门，通过企业边界的扩大降低交易成本，缓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市场边界的扩大，有助于企业在“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情况下，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而引发经济波动会通过资本输出得到缓解。我国正处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通过资本输出将我国经济的运行置于一个更有回旋余地的空间，将是一个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政策导向。当然，资本输出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相对的过剩，其实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大于需求的经济，只有供给大于需求，生产者才有激励通过技术创新升级换代。但是，供给大于需求应该有个合适的度，像我国目前这种行政干预下的“过剩”早已扭曲了供给压力对企业激励作用的含义，产能过剩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合理的界限，进而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因此，我们需要资本输出，通过一个更大的市场调节我们的经济结构。今天，资本输出成了我们克服危机的手段，因此资本输出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资本输出同样应有一个合适的度，超越了这个度，同样会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已经交了学费，我们应该吸取它们的教训，避免走它们走过的弯路。通过“一带一路”将我国的一些产能输出的时候，我们应该切记，资本输出不能以放弃国内市场、降低国内资源利用率为代价，要在资本输出的同时严防“产业空心化”给我国制造业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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