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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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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魏晋儒家教化研究
简 介：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它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隋唐帝国，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有重要的桥梁作用。时至今日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曾经的驰骋沙场、运筹帷幄和礼仪孝行等事迹，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乃至伦理价值观等，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专权，上层统治开始发生动摇，其后黄巾军大起义等，更导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以曹操为代表的北方势力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其子曹丕代汉建立魏国。虽然曹魏几代帝王都雅好文学，却没有挑战儒家治国理念的权威性，而且曹魏政权初建就积极恢复太学，并给予孔子及儒家学派崇高的政治地位。魏晋社会崇尚玄学，很多知识分子皆受其影响，但儒家思想依然是政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只有接受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才能进一步接受教化思想。通过魏晋时期颁布的教化诏令可以看出，抚平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积极兴办教育是王朝建立初期的重要施政理念。西晋司马炎采用政治禅让方式取得曹魏政权以后，更加注重儒家经学教育，把儒家教化推广到边疆地区，守边将士成为重要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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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与教化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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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魏晋儒家教化研究
简 介：所谓家庭是指人们通过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等组成的生活单位。家庭可以分为广义的家庭和狭义的家庭，狭义上的家庭指夫妻组成的社会单元，广义上的家庭指扩大化的家庭，即家族。家庭成员之间有时相互支持相互合作，有时发生对抗和冲突。家庭成员的身心是否健康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甚至对伦理道德观念都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时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牢固，子女与父母直到成年分家之前都会在一起生活。由于东汉末年战争频繁导致人口骤减，魏蜀吴时期家庭平均人口上升至6人左右，西晋太康年间增加到6.57人。而家庭人口增长会导致内部矛盾增多，如何化解家庭纠纷恰恰是社会伦理教化需要关注的问题。由于子女没有进入社会独立生活以前，一直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父母的言传身教便是他们最早接触的教育，父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会成为子女重要的观念和价值衡量标准，父母的教育还是社会教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夫妻是家庭的重要成员，夫妻之间关系的好坏对子女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夫妻之间的体贴关爱，以及相互扶持对于家庭的和谐稳定乃至社会教化都有重要意义。此外，兄弟关系既有相互竞争的一面又有相互扶持的一面，他们从幼年开始在父母的关怀下成长，成年以后开始独立生活并进入社会，他们是否能够产生影响力，以及整个家族是否能够发展壮大，与他们的个人成长都有密切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考察魏晋时期的家庭教育，能够从一个侧面发掘出当时儒家教化的相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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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与教化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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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魏晋儒家教化研究
简 介：教育与教化相辅相成，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广义上的教育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他人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狭义上的教育是指学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据社会需求和受教育者的兴趣，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实践，并期待达到一定的教育效果。《孟子》卷十三上《尽心上》记载：“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认为教育天下英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如果对此加以引申，则可以认为，孟子对教育工作有深厚感情，也期待天下英才通过学习能够有所作为。关于教化，《诗经》卷一《周南·关雎序》记载：“美教化，移风俗。”实际上这更关注社会问题，目的在于使风气习俗沿着良性的轨道发展。汉代桓宽《盐铁论》卷六《授时》记载：“是以王者设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这里面把设置学校与推广王道教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育与教化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对社会学、教育学和历史文化等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新政权建立伊始皆把修建学校发展教育看作重要的政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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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礼与教化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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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魏晋儒家教化研究
简 介：丧礼属于中国古代五礼之中的凶礼范畴，是亲属或者生前好友等，为死者举行殓葬祭奠的礼仪。《周礼》卷十八《春官·大宗伯》记载：“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所以丧礼是生者对死者表达哀思之情，统治者还通过丧礼表达政治理念和精神诉求，甚至还成为向民间社会宣传教化思想的重要形式。此外，《礼记》卷四《曲礼下》记载：“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所以丧礼与祭礼有很大差异，只有谨慎地为逝者举办好相关仪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民风，彰显社会的和谐与儒家教化精神。 魏晋时期，中国社会进入战争与和平交替的重要历史阶段，丧葬礼制在这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既有对秦汉文化的继承也有新时代的政治诉求。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在弥留之际提出无须按古礼举办自己的丧礼的政治遗令，他提出“葬毕除服”等极为俭朴的丧葬仪式。当时尚处在社会动荡时期，丧礼简办不仅有助于战争取胜和未来国家建设，还有助于推动庶民阶层崇尚丧葬节俭风气。但是这样的嘱托并不符合曹操显赫的政治身份，他作为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应该从更深层次思考自己的丧礼问题，而不太可能仅仅是崇尚节俭一个目的。那么他究竟基于什么原因拟定了这份遗令？两晋时期实行重要的“三年之丧”的礼制，司马氏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丧礼，它又有怎样的内在含义和不同的历史特点？西晋初期，在丧葬礼制问题上，大臣们多有争论，有人主张遵循曹魏的“葬毕除服”，有人崇尚“三年之丧”，实际上在这些政治论辩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公”和“私”与“礼”和“孝”等的伦理价值观问题，这点尚待我们深入研究。此外，两晋时期还实行九品中正制与中正清议，统治阶级对不孝之子或不孝行为的打击力度很强，史书记载有些大臣就遭到清议处罚。可以看出，对不孝者进行严厉处罚不仅是为了净化官员队伍，以及维护儒家思想的法统地位，还有安抚社会、教化庶民的重要政治考虑。实际上妥善处理丧礼问题对于加强皇权统治、维持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建构淳朴的乡里风气、教化百姓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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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礼与教化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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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魏晋儒家教化研究
简 介：中国古代社会的祭祀之礼，是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它是对天地、祖先、山川等各种神灵的精神崇拜。《左传》卷二十七《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祭祀是国家重要的政治内容，统治者通过祭祀各种神灵祈求它们护佑政权，从而行使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并安抚社会教化百姓。 魏晋时期战争频繁，百姓祈求上天早日实现和平，而这已经成为内心的重要精神支柱。因为皇帝作为上天之子代天牧民，新天子祭天便象征着国家即将走向和平。由此可见“天”与“人”之间，已经不被看作两个孤立的个体，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天人感应。《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记载：“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种灾异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它逐渐成为褒奖或贬低帝王德政教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但同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信仰中，对于“天”的存在方式，不同时代有很多不同观点。西汉以后，经学家根据个人学识和政治倾向，把天看作至高无上的宇宙主宰者，但是在南郊祭天和明堂祭上帝时，“上帝”一词又逐渐演化成“五帝”、“五色帝”和“五方帝”等抽象概念。东汉末年经学派系林立，著名大儒郑玄深受阴阳五行谶纬等影响，把“五帝”看作具有神秘色彩的“五精帝”。王肃在驳斥郑玄的思想的同时，开始建构自己的经学体系。由于曹魏政权采用郑玄的祭天思想，王肃获得司马氏在政治方面的支持以后，通过先否定郑玄的祭天理念，再否定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从而达到曹氏禅让司马氏、王肃战胜郑玄的双重目的。那么郑玄与王肃的经学思想，究竟对魏晋政权的祭天礼制以及庶民教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此外，宗庙祭祀既有崇拜祖先，又有期待他们护佑政权的精神寄托，还有通过对祖先的祭礼与孝行宣传儒家教化思想的目的。曹操被封为魏公时开始建立魏宗庙，围绕“礼”和“孝”与“公”和“私”的问题，他提出了个人的独到见解，而这涉及极为重要的儒家伦理和普世价值。魏明帝即位以后非常重视宗庙，他提前给自己加谥号，为什么会遭到后代史学家的诟病？司马炎建立西晋又拟定了怎样的宗庙制度？东晋政权建立以后又有怎样的发展变化？这些问题对当时社会的祭祖礼制和儒家教化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魏晋时期，人们极为崇拜自然界神灵，尤其是重视祭祀五岳四渎，那么这个时期拥有怎样的礼制特点？东晋时期在祭祀山川神灵方面又有怎样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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