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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收藏
简 介:本书将越南汉文小说置于政治伦理、家庭伦理及个体之间人际准则等方面进行考察,从中提取“忠”“孝”“节”“义”“信”等核心范畴,考察其在越南汉文小说文本中的反映,可以看到儒家主要思想观念在古代越南社会得到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流播与渗透。不仅如此,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作者、引文用典现象也是对越南汉文小说的具体补充,是理解作品主旨内涵、文化意蕴的重要途径。最后通过比较中越两国小说在接受儒家思想中体现的异同,表现出文化接受下的变异和背离,交融中的磨合和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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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收藏
简 介:本书将越南汉文小说置于政治伦理、家庭伦理及个体之间人际准则等方面进行考察,从中提取“忠”“孝”“节”“义”“信”等核心范畴,考察其在越南汉文小说文本中的反映,可以看到儒家主要思想观念在古代越南社会得到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流播与渗透。不仅如此,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作者、引文用典现象也是对越南汉文小说的具体补充,是理解作品主旨内涵、文化意蕴的重要途径。最后通过比较中越两国小说在接受儒家思想中体现的异同,表现出文化接受下的变异和背离,交融中的磨合和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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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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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简 介:目前学界通行看法,全球有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即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主要分布在欧、美、澳洲等地,伊斯兰教文化圈主要分布在西亚、南非和北非等地,儒家文化圈则以东亚为主要分布区。越南是儒家文化圈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该国世沐华风,从文字到思想,由文学至文化,甚至从观念到习俗,都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之浸染,越南汉学文化研究固为相关领域的重要块面,与之相应,在域外汉文文学研究中,越南汉文小说有其稳固的重镇地位;同时,越南汉文小说与本土学术文化思潮紧密相联,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姿与韵致,儒家思想文化在越南的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不断交融而形成各种“小异”乃至背离。因此,并不能简单将越南汉文小说归于儒学思想之下,而是要在越南儒学的独特视阈下进行研读。换句话说,那种拿经典论据或国内学界既有成果套用至越南汉文小说文本的机械阐释方法,是不能够真正反映出对象的文化品格和艺术品位。而作为文化标本的越南汉文小说,它既可以反映出不同朝代越南儒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更可以折射出越南儒学自身的民族特点及其对越南历史与现实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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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文用典看越南汉文小说对儒家思想的接受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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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简 介:典故,即来源或脱胎于中国古代历史典籍、文化传统,并沿袭下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文学样式,具有特定内涵的典故语言(语典)和典故故事(事典)。《辞海》对“典故”的定义是“诗词文中引用的古典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由此可见,典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古代的故事,即我们所说的事典;二是有出处的词句,即语典。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专门论述了用典的问题:“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 刘勰认为“援古”是为了“证今”。而刘永济先生在校释《文心雕龙》时很好地概括了用典的作用:“故用典所贵,在于切意,切意之典,曰有三美:一则意婉而尽;二则藻丽而富;三则气畅而凝。”典故的运用应切合语义,切意之典能使文章言简意赅而又流畅自然,委婉含蓄又文采斐然。正如古人所说“作诗用事要如水中煮盐,饮食乃知盐味”,才是用典之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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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越南汉文小说作者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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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简 介:越南汉文小说创作十分繁荣,不仅作品众多、题材丰富,而且往往儒家思想贯穿其中。《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共二十册,600余万字,经笔者梳理,收书共101种,题材涉及神话传说、传奇小说、历史小说与笔记小说等多种类型,儒家思想如忠、孝、节、义等浸淫其中。这一局面的形成与社会、文学、文化等多方面息息相关,但最基本的原因是作者群体及其写作观念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越南汉文小说作者群体中有姓名可考的43人,佚名39人(有一人写多部小说,或者两人、三人合写一部小说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标注具体姓名的作者当中,通过考察其生平、家世,发现他们往往文化程度较高,通过科举获得官职,这些都与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佚名的小说虽然不题撰人及时代,但通过作品前的自序或者他人所写序言,通常也能反映作者与儒家思想盘根错节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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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有别与越南汉文小说的民族观念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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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简 介: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差异很大,而汉民族主体在精神与物质文明上的领先,使其长期居于文化主导地位,华夷有别的观念就是以这种文化主导为语境基础形成的。如《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孔子在《论语》中甚至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也非常轻视夷狄,在《滕文公上》中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朱熹《朱子语类》也曾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凡此都可说明儒家先哲十分重视华夷之别。 华夷之别的标准,首先是血缘的,即种族的区别。《左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次是地缘的,即区域的差异,《公羊传》所谓“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也,“裔不谋夏”也是从地域上划分。而无论是血缘还是地缘的差别,最后都是落实在文化的优劣判断之上,所以华夷之别,也可以算文野之别。当然,这种文化差异不是完全隔绝不变的,而是迁移变化的。如孟子主张“用夏变夷”,即阐释了落后种族可借助文化之力而由夷变成夏。韩愈在《原道》一文也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可根据对方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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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妇之道与越南汉文小说的女性书写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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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简 介:在中国,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等方面提出了四项规范和要求,有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称之为“四德”,又叫“四教”,或“四行”。《礼记》曰:“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郑玄的解释为:“‘妇德’谓贞顺也,‘妇言’谓辞令也,‘妇容’谓婉娩也,‘妇功’谓丝枲也。”而越南受儒家文化影响,对妇女的行为举止也有诸多要求,表现在小说中有四点:妇女应该贤惠柔顺,妇女理当善于持家,妇女更要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贞不二,如若不行妇道,则会给家族招致灾祸。依照汉语语境中,以花喻女子的传统,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女性相应地也可分为四类,分别是:静穆之花、奉栉之花、燃烧之花与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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