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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奖牌与团体功劳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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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重逢社会
简 介:“今天真是太激动了。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感谢领导,感谢教练,感谢队医,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还要感谢泳迷的支持。没有你们,不可能有我孙杨的今天。当然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我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你们含辛茹苦的培养!再次感谢大家!”这是孙杨在伦敦奥运会获得1500米自由泳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之后的微博感言。 获奖者通常在获奖感言里都要说出感谢某某某,不管感谢对象是个人还是单位。其实,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日光下有哪样事情的成就不是众人的团体功劳呢?上届美国社会学会会长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科林斯,在学会主题发言文章里,向对其文章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感谢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任何事情都是团体的成就(collective achievement)。当然这里的团体表示众多的人,而要区分出到底是哪些人,不同的事情不太一样,而且边界的模糊程度也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成绩的团体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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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活力来自“五方杂处”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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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重逢社会
简 介:大清国的八旗子弟的衰落,由征服者的精英滑落到了“提笼架鸟满街溜”的败家子,人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而最近看到了一个从未听过的解释是,因为八旗子弟入关后,随着打下了天下而稳定居住下来,与汉人等“他者”是分开的,这种居住的“隔离”造成了他们生活生态的单一化,失去了自身的活力和奋斗精神。这也是美国这么多年一直热门研究种族隔离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想方设法来实现种族“大熔炉”的道理所在。这个道理用到当今城市化中保持城市活力和竞争力确属正见。 这是从薛涌先生新著《城市的迷惘》看到的。看到后好奇,专门打了电话请教薛先生。他说,你看现在北京的蓝旗营,就是蓝旗人聚居区。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八旗子弟的衰落,“隔离”的单一性不失为一个解释。在这本书里,作者不时会用“五方杂处”来说明城市繁华和活力的源头。比如清代的第二大城市江南名城苏州,当时就是“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其实其他繁华城市也是如此。杂居是城市的优势所在,多元性刺激了贸易、创新,使城市成为人类最有效率的聚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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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权力与自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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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重逢社会
简 介:美国肯尼迪总统有句经典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作为自由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他们关心的仅仅是政府能否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不介意国家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也不关心他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政府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当权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的时候,这种自由也受到了威胁。弗里德曼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讨论。 《资本主义与自由》最早出版于1962年,距今已50多年了。该书以其影响之大,被美国院际研究协会选为“20世纪最好的50本书之一”。当此书初版时,是逆美国政治经济潮流而上的。大萧条的解决之道是罗斯福新政,理论支持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推动,加上二战刚过去不久,美苏冷战正酣,国家对个人的强势控制舆论占上风。在这样的环境下,弗里德曼出版此书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能够让这个大潮中的不同强音得以发出。从2002年版的序言,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弗里德曼对此书刚出版时候的待遇难以释怀。1982年版序言里,弗氏就回忆当年此书出版后,远在主流之外,没有任何一家像《纽约时报》这类的国家级大出版物给予评论。形势比人强。后来,随着大政府开支的增长,对“小政府”下的自由人诉求让此书如此畅销,让欧洲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如星星之火向全球蔓延。撒切尔新政和里根政府的自由经济改革把弗里德曼的古典自由主义推向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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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意味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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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重逢社会
简 介:2009年1月21日,星期三。 对美国白宫而言,这是特殊的一天,因为椭圆形办公室迎来了新的主人:第四十四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 读完这封信,奥巴马抬头望向窗外,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就这样,涂子沛在《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一书里开始讲述他的“大数据故事”。围绕着奥巴马从入主白宫到宣布连任竞选期间建设“透明和开放的政府”的过程,涂子沛穿过漫漫历史迷雾,勾画出美国“数据帝国”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揭示出其中的层层大小道理。 涂子沛,“70后”,属牛,温文儒雅的学者,笑起来略显拘谨。理工专业但爱好文史哲的他却更像一位中国古典“忧国忧民”的士。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推动着他废寝忘食搭建“大数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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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福利与资本主义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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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重逢社会
简 介:市场有悠久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存在。但市场自诞生以来,都是附属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乃至经济生活之上的。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制的确立以及自由贸易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市场开始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并且同时主导了人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这就是波兰尼在其名著《巨变》一书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形成的这一“巨变”,这种现象就是市场的“脱嵌”。“脱嵌”不是自发的,而是西方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甚至强制推动下到来的。那么,在这个“巨变”后的时代,市场就完全可以“脱嵌”了吗?否也。因为各国各地区的制度框架不同,“市场经济并非超越国界的经济体制,而必须镶嵌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和当地的文化习俗乃至信仰之中”,所以市场仍然“嵌入”不同的社会里,发挥着效果不同的作用。究竟事实如何,薛涌先生的《市场到哪里投胎:三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得失》有着很精彩的描述和分析。该书通俗易懂,信息量大,视野开阔,属于面向大众的科普类图书,加上薛氏文笔,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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