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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从新的观察视角，探讨“五四”阐释的意义再生产，通过不同层面的历史符号、历史文本、历史仪式、历史话语等叙事环节，分析“五四”阐释塑造革命意识形态的方式与过程，解释革命意识形态对“五四”阐释的意义制约与导引，论证“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互为塑造与被塑造的多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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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从新的观察视角，探讨“五四”阐释的意义再生产，通过不同层面的历史符号、历史文本、历史仪式、历史话语等叙事环节，分析“五四”阐释塑造革命意识形态的方式与过程，解释革命意识形态对“五四”阐释的意义制约与导引，论证“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互为塑造与被塑造的多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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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建构仅是历史的“驿站”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朝意识形态硕大身影投去一瞥，人们初始或许并不会因其无所不在而感到惊诧，尤其不会惊诧于它的那种充满隐喻技巧的操作方式，就像人们坐在台下观看舞台上红旗招展，不会也无须揣度眼前这种景象蕴含着何种用意，但人们却可以近似于本能地接受“红旗”传递的意蕴感受。意识形态塑造的象征形式，往往就是“舞台”式的，人们的认同意识或归属意识，通常可以在“观看”的感受中形成。 富有技巧性或诱导性的意识形态塑造，当然不会仅仅只有“观看”这种简单形式。当人们身处意识形态的结构网中，只要遇上适合的或者如流行语所说的“管用”的思想形式，都可能将“你”——“人们”，引入某种既定观念的池塘边，而面对着观念“池塘”，人们映照或看到了自己，以至于感觉“池塘”中的“我”就是自己，这时，意识形态就向“你”保证，“你”与“池塘”确实存在这种真实关系。一旦认同了这种“真实关系”，并且一次次地被循环告诫其中的可靠性，意识形态就隐蔽地实现了意图建构。不宜责怪意识形态的这种目的性引导，这是意识形态本身自我塑造的固有功能，就像不能责问一把火为何能烧去房屋，因为这是火的固有物理功能。在任何国度，假如曾经有过最宽松的年代，即便没有明目张胆的思想法庭，也不可能缺少意识形态裁判，尽管这个“裁判”的崇高职责，只是在维系一个社会的思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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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与反思：“五四”的新解释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概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对革故鼎新的想象，这种想象的心理形式，在中国当代史上，似乎又重演了一回。1978年这个关键的年份，是一个历史的关口，中国社会发现历史命运遇上了重生的机会，它的契机就是两桩历史事件的上演：其一，这一年的5月，因一篇文章而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长期僵化的思想栅栏就此瓦解，思想解放连带拨乱反正的潮流，如遇溃坝而一泻千里；其二，这一年的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两桩历史事件，汇合其他种种顺应民心的改革事项，共同构成了一种历史合力，将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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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风向”与观念再造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世间最为难缠的，恐怕就是思想。“思想”，一个使用频率似乎高过任何用词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并且应当拥有。但是，思想到底存在于何处，它并不像晚秋落红，俯拾即是；思想以什么形式呈现它的指谓，人们见不着它的脸谱，它是如何被“意识”到呢？思想的家园，可以被看成安置于历史行为的背后，也可以被看成隐匿于个体一笑一哭的深处。一旦欲叩问思想“家园”中的是非曲直，人们无奈只得寻找相应的载体，借助于广义化的符号描述与解释。一段发言，一篇短稿、一句表态、一幅图像、一种姿势，等等，都可能蕴含着某种思想，都可能唤醒人们“思想”的想象。思想的存在形式，就最大化而言，要么沉积于个体的心中，供自我塑造或自我玩赏；要么外化为公共意识，成为一种共享话语。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思想一旦耍起“威风”，既会善意引领，也会恶意诱导。思想确实不是一个乖孩子。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得不与之沾亲带故，或者可能自投罗网，或者可能受命推搡。思想可以使人明智，使人强悍，使人免于被玩弄，但思想也可以使人背上沉重的负担，使人沉沦和寂灭。思想不是一件任人惬意把玩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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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文本的建构与语言的塑造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就像任何历史演进的脚步声，总是多音步的、复调式的那样，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历程也不例外，它拒绝单向度的自我塑造，所有隐蔽性的因果关联，都在多重话语结构中摆动与勾连。 一种相当有趣的说法：“‘喊话’，也是号召，最精炼的，便成了‘意识形态’。”任意的实例，都可以证明在意识形态的自我发展史上，绵延着无数“喊话”。一句短语、一幅标语、一声口号，甚至一段隐语、一种意象，都可以构成有声或无声、有形或无形的“喊话”，而这些，其实并不需要首先精练化，就已经在暗示某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意图。但是，所有经意或不经意的“喊话”，都是零散的、碎片的、歧义的，乃至模糊的。因而，制造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强制力，不得不有待于理论的精致化。也就是说，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形态，需要经历一番精致的建构过程。那么，如何让精致化的理论建构，成为增强、重塑和凝聚意识形态内在观念的手段呢？对于革命意识形态而言，就像任何一种具体意识形态一样，一旦它的基本原则、信条、目标等提出之后，往往会再次地、重复地自我证明与阐释，但更多的是，它还需要通过其他文本的解释——“扶持”“帮助”“广而告之”，以及一切可能的宣传。意识形态的建构，它的完成形态，是由其他文本的存在为中介前提的。但这还远远不够，意识形态需要生产认同感，需要生产认同对象。换言之，在实践操作上，说意识形态在自我表征、自我形塑，那无异于语义反复，因为意识形态自身不能提供“它就是它自己”的证据，令人信服的逻辑依据要借助“他者”的襄助。因而，借助各类解释性物化形式的意义分析，就成了意识形态得以精致化建构的条件。虽然许多仪式，就像“五四”纪念仪式那样，具备了对意识形态的意义解释，但仅此远远不足以建构出一套精致的理论。最有能量充当解释载体的，无疑是以语言形态出现的文本，其中，学术文本是其他文本无法取代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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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代与仪式·记忆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可以尽情地想象时光的疾速飞转，但1921年至1949年却是一段漫长的革命年代。在这年代里，革命的“时间”在自然地叠加，“五四”的价值也在人为地叠加，而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蕴含意义，同样在建构性地叠加。然而，建构性“叠加”的历史叙事，都有它的基本形式，其中，“五四”纪念庆典“故事”的人格化演义，就是一种经典的叙事表现形式。每年的“5月4日”，特别是逢五逢十周年，只要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时势气氛条件允许，各种行为化的纪念仪式——座谈会、演讲会、讨论会、报章社论、纪念文章等，都会适时出场。诸如此类具体行为——行为化操作是意识形态建构得以形成的手段，在面向社会公众的交替操演过程中，其中隐蔽的是一种勒令认同的玄机，而这种“玄机”的象征形式，就是此类行为操作被转化为社会意识。这样，“五四”纪念日的庆典仪式，不论是否行情持续看涨，它在每一年“同一时刻”的出场，都被抽象为表征意识形态的物化行为载体。尽管“5月4日”表面上只是个纪念日期（被赋予重要意义），但人们通常以某种“语言”——文字的或其他动作，来表达对“纪念”的历史追忆或现实感受。因此，在“五四”的“语言”阐释与意识形态的意义宣示之间的对话地带，恰恰为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提供了不易察觉的表述机会。这种“语言”机器快慢不等的运行，不断追加了意识形态的“蕴涵意义”，使其成为建构性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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