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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以“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为主线,比较研究了中苏(俄)银行体制演变的历史。书中首先讨论了为何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都选择了“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分析了“大一统”银行体制运行的特征,以及为何“大一统”银行体制最终难以维系的原因;接着梳理了中国“体制内”的银行体制改革与“半体制内”银行兴起的历史进程,比较了中国银行体制“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俄罗斯)“激进式”改革的路径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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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以“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为主线,比较研究了中苏(俄)银行体制演变的历史。书中首先讨论了为何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都选择了“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分析了“大一统”银行体制运行的特征,以及为何“大一统”银行体制最终难以维系的原因;接着梳理了中国“体制内”的银行体制改革与“半体制内”银行兴起的历史进程,比较了中国银行体制“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俄罗斯)“激进式”改革的路径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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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下的国有企业地位再审视(2002~2012)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招商局历史与创新发展
简 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低成本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又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单纯的“引进来”难以真正占有国外稀有资源,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低成本优势逐步失去,旧有参与全球化模式如果不进行调整,中国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排头兵。 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客观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公有制企业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公有制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并且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马克思曾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而中国当前国有企业是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础上运行的,面临着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和竞争。马克思曾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本的逐利性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强烈的资本输出动力。正如列宁所说“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时期,垄断资本输出的动力更为强劲;而且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相结合,在国家的参与、支持下使生产和资本走出国界,通过跨国公司的方式,占据了世界经济价值链的高端。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势必面临与雄厚的国际垄断资本激烈、复杂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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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银行体制变革与发展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20世纪90年代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者俄罗斯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商业银行体系也迅速膨胀,银行业无序发展。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体制的不完善。2000年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开始加强对银行体系的整顿,认为俄罗斯应该把没有生命力的金融机构清除出银行系统,保证银行活动的透明度。经过整顿银行体系,加强银行监督等措施,俄罗斯银行体制逐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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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加速推进下中俄银行体制转型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独立的联邦国家,叶利钦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在他的主持下,俄罗斯开始推行“休克疗法”,银行体制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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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改革的探索与中苏银行体制变革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虽然1965年勃列日涅夫在推行新经济体制时,其初衷是通过改革来扭转当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却逐年下降。1976年至1980年社会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8%,1981年至1985年这一数值只有3.7%;工业产值增长率也由1976年至1980年的4.4%下降为1981年至1985年的3.6%,社会劳动生产率由3.3%下降为2.7%。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始终未能有根本性改变,苏联经济模式的活力正在逐步地“蒸发”。 在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短暂执政之后,1985年3月,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开始了改革的历程。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成为苏联历史的转折点。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经济困难的同时,提出通过广泛采用科技革命成果,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符合现代条件的要求,加速社会经济进步。198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大正式提出了“加速战略”。在第二十七大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党的主要活动领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经济。”加速科技进步和根本改革是现行经济体制中“加速战略”的两个基本手段。戈尔巴乔夫提出:“不深刻地改造经济机制,不建立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完整、有效和灵活的管理体系,就不可能解决经济方面的新任务。”“经济管理需要不断完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前的形势是,不能只局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苏联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希望能够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调整国有经济体制,积极发挥集体所有制的潜能,允许个体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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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建立与调整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1925年,虽然苏联经济大体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仍然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工业化水平指数,以英国1900年为100,1913年为115,美国为126,俄国只有20。如何实现苏联的赶超发展,成为苏共面临的重要问题。列宁1924年去世之后,针对未来苏联的发展道路,苏共党内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主张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促进,相互繁荣。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批领导则主张尽快结束“新经济政策”,推行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推进经济赶超欧美。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斯大林还强调:“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最终斯大林在争论中占了上风。1926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提出要改变经济管理体制,十月革命后九年中建立的生产组织体制、商业生产体制、信贷机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正在改变的环境和新的任务”,决议认为苏联“国民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必须“重新审查经济管理机构的整个体制”。从1927年开始,经济管理体制开始变革。苏联工业化的重要特点就是追求经济高速度,苏联计划委员会本来初步设计1928年、1929年、1930年、1931年、1932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1.4%、18.8%、17.5%、18.1%、17.4%;最佳方案则规定分别为21.4%、21.5%、22.1%、23.8%和25.2%,最终决议通过了后一种方案。政府要求更集中的调动资源,推动经济赶超。从1929年开始,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阶段,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苏联经济体制也进行了急剧的变革。1929年农业开始推进全盘集体化,1929年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议,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指令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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