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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与增权：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研究 收藏
简 介：本研究以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为研究对象，以艾滋病患者的自我成长与发展为研究目的，运用增权理论，分析了艾滋病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评估了艾滋病患者的需求，探讨了艾滋病患者增权的基础，分析了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增权的要素、增权的过程和增权的结果，提出了通过互助小助实施艾滋病患者增权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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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视角下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激发 收藏
出处：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17辑）
简 介：本文基于能力视角，以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分析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探索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类型及形成机理，总结出能力视角下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要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策略，采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掘贫困人口的能力，增强贫困人口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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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扶持政策的发展重点：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妇女扶持政策的完善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正式提出将中西部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新一轮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新扶贫纲要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重点的转移，也昭示了国家从根本上改变连片特困地区落后面貌的勇气与决心。从整个国家发展的全局视角来看，减贫尤其是解决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已然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包括资金、政策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随着城市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被“抽离”出来，外出打工的增多，留守在家的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妇女作为家务的操持者与生产的主导者已成为贫困者中的最贫困者，连片特困地区妇女的这一问题则更为严重。从现有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妇女的扶持政策效果来看，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贫困妇女的需要，但是在政策的针对性和瞄准性以及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政策。本次调研关注连片开发扶贫中存在的老问题，着重检视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连片特困地区妇女面临的处境，提出一些连片特困地区妇女扶持政策的完善建议，赋予老问题以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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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扶持政策的有效度：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妇女的政策效果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把对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并提出要推动贫困家庭妇女积极参与全国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关注留守妇女和儿童的贫困问题。《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在“妇女与经济”部分，提出了“妇女贫困程度明显降低”的具体目标，在策略措施中提出要加大对贫困妇女的扶持力度，制定有利于贫困妇女的扶贫措施，保障贫困妇女的资源供给；帮助、支持农村贫困妇女实施扶贫项目；小额担保贷款等项目资金向城乡贫困妇女倾斜等宏观策略。这些宏观策略为各地区贫困妇女的反贫困行动提供了方向指引，对贫困妇女的经济收入、思想意识以及身心健康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从经济发展、权利实现以及身心健康三个方面评估连片特困地区的扶持政策对贫困妇女发展的影响。从经济发展层面而言，主要考察当前的扶贫政策对于贫困妇女家庭收入、就业渠道、组织化水平以及家居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从权利实现层面来讲，主要考察当前扶贫政策的实施对贫困妇女思想观念、维权意识以及扶贫参与意识等方面的影响；从身心健康层面而言，由于贫困妇女在生理条件、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模式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从贫困妇女的特殊性入手分析扶贫政策对贫困妇女身体健康、人际关系以及业余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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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本土的践行策略：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妇女的政策运行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对这一地区特殊贫困人群的关注是评估考察现有扶贫政策实施成效的重要参考依据，也将为后续扶贫战略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借鉴。随着扶贫理论和项目实践的发展，社会性别逐渐成为扶贫领域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妇女作为连片特困地区特殊人群中的重要组成，其在性别、职业、社区参与、经济发展、家庭生活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因此，对相关妇女政策的考察也是评估目前扶贫政策有效性、敏感性和针对性的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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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已有的扶持路径：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妇女的政策安排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贫困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范畴。从早期对贫困的经济学解释到“贫困文化说”“能力贫困说”以及“制度结构致贫说”，贫困这一概念得到极大的拓展和深化，也促使国家在反贫困进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政策理念和政策安排。我国政府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政策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并在随后的30多年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农村反贫困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扶贫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扭转“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并赶超发达国家而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确定了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重工业的战略，在农村土地革命建立起农村财产共有制度的同时，也通过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农村科技服务网络以及发展合作信用体系、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农村基本保障体系等进行广义的农村扶贫。二是1978～1985年，制度性变革引发的大规模缓解贫困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尚未设立专门的扶贫机构，扶贫工作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主要通过对贫困地区实行救济式扶贫、以经济增长促进减贫、组织开展“三西”扶贫开发计划等举措实施农村反贫困。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开农产品价格以及推进农村工业化等多项改革措施，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大批长期处于温饱线以下的农民由此告别贫困，制度变革带来的经济增长相应地缓解了农村贫困问题。三是1986～2000年，在高速经济增长背景下以区域性瞄准为主的开发式扶贫阶段。这一时期，国家正式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协调、监督和检查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并在县以上政府建立相应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建成扶贫开发工作的行政系统。同时，国家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调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数量，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制定了专门的扶贫开发政策措施，确定了以区域性瞄准为主、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四是2001年以后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扶贫开发阶段。2001年，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明确提出继续解决和巩固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促进贫困地区全面发展、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国家在城市也实施了一系列反贫困政策，根据政策内容，学者将我国的城市反贫困政策分为四种类型：就业政策，着重为下岗工人提供就业信息、再就业培训等帮助；社会保险，主要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养老、医疗、失业以及工伤、生育等保险；社会救助，包括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补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其他政策，包括教育扶贫、教育和医疗救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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