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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在途: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及其扩散 收藏
简 介:本书以社会转型为背景,考察人口流动和城镇地域扩张对地方政府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行为产生的影响。作者通过区分不同社会治理信息结构下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选择,分析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后的扩散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不同类型的社会治理信息结构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选择的要求也不一样,这种差异加之各地方政府所能调用的治理资源的不同而构成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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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在途: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及其扩散 收藏
简 介:本书以社会转型为背景,考察人口流动和城镇地域扩张对地方政府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行为产生的影响。作者通过区分不同社会治理信息结构下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选择,分析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后的扩散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不同类型的社会治理信息结构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选择的要求也不一样,这种差异加之各地方政府所能调用的治理资源的不同而构成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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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改革:结构约束与制度创新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礼记·大传》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国人对中国的社会改革有了新的期待。这种期待因人因事又有些许的差异,亦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有人对改革的进程忧虑,有人为改革的势头振奋,也有人对改革的目标悲观。然,中国的改革仍然在以它自有的步伐向前推进,改革者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角逐、管理体系上下级间的规训与博弈、社会同国家之间的倒逼与管控,都被裹挟在这一改革的进程之中,彼此相互交割、碰撞。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以农村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为切入点掀开了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页边角,虽然它只是一页边角,但也浓缩了改革所蕴含的各种张力。完整地解剖中国的改革,并细致地爬梳改革中经纬交织的各种博弈力量,尚是笔者个人能力所不逮的,但这并不影响笔者站在中国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点上,对当下社会治理的结构特征、地方政府行为、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中国社会改革的路径等问题展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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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吸纳与权威再造:创新的无限扩散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孟子·离娄》 第二章介绍了中央政府基于结构压力而向地方政府赋权,促使地方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考虑将这种赋权改革和创新对既有体制冲击所带来的风险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对地方政府创新的成果进行甄别和吸纳。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赋权地方政府进行制度/机制创新只是其改革链条上的一环,而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吸纳则构成了改革的另一环。这个“赋权-吸纳”的过程,不仅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被有效动员,同时使中央的权威也得到了维护。正如韩博天(S.Heilmann,2008)所说,“自上而下的政策试点或实验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学习和创新机制,它有别于西方国家‘民主实验室’的政策实验,而更有计划体制色彩和适应能力”。这种试点机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中央政府对整体改革的规划性与掌控性,将整个制度改革与变迁涵盖在其组织结构与制度结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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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模仿与符号创新:创新的有限扩散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商君书·更法第一》 这几天,诸暨枫桥派出所热闹得很。自从10月11日枫桥经验50周年纪念大会在杭州举行后,一批批的考察团相继从全国各省市赶来“取经”。特别是10月23日,全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大会在诸暨召开后,更是宾客盈门。“我们最多一天接待了6批考察团,真是忙得团团转。”枫桥派出所副教导员张琼笑着介绍说,目前已有几十批考察团共计500余人前来参观考察,学习“枫桥式”群众警务模式及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做法,而老典型的“新光彩”也让众多来宾赞叹不已(傅丹、王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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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与资源约束:创新的路径选择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 ——张居正《陈六事疏》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详细地论述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发生的结构性条件,并分析了地方政府缘何愿意加入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序列中来,这些分析对于理解和把握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是极为重要的。但即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对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探讨若仅仅停留在“场域-结构”这一层面,强调外部结构/场域的变迁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而不深入探析地方政府应对这种变迁时的行为选择(或曰创新路径),则不足以将既有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换言之,忽视对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机制的路径分析无疑将使这一具有极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研究主题丧失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作为一项解释性的研究,本研究有必要分析和研究地方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路径以及形塑该路径的各种条件与因素。如果套用社会学中组织理论的话语表达,即有必要对组织如何发挥它应有的社会机能问题予以分析,进而将对组织的结构分析和行为分析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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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决策与组织创新:地方政府的创新偏好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中庸》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已基本摸索出了应对市场波动的策略,相比之下,政府应对“社会”的策略还极为有限。当各种社会问题涌现时,中央政府虽极力号召地方政府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但地方政府一定会跟进落实么?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李侃如(K.Lieberthal)所讲的“碎片化的权威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中国政治体系最高权力以下的各个机关开始支离破碎,互不联系。不仅如此,当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将编制预算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时,地方官员的决策权便大大增加。依照李侃如的分析,形塑这种碎片化状态的主要有四个因素:“第一,意识形态越来越不重要,各个政府部门在决策时不再参照统一的意识形态标准;第二,随着决策权下放的速度加快,各政府机关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特别是由于预算外收入的出现和扩张,党和政府各个组织的决策行为都愈益着眼于各自的利益;第三,中国的官僚等级制度把职位分配给各个官僚机构造成了一个后果,即各个机构往往要达成一致才能做事,没有哪一个机构拥有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的权威;第四,在等级制中,信息传递也越来越显示出碎片化的特点。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汇报时是有选择性的。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中国的威权体制越来越支离破碎”(转引自弗洛里妮等,2013:49)。李侃如的分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即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约束,当地方政府形成自身独特利益时,它们便不会完全听令于中央政府,其中意识形态钳制的削弱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的不对称及地方利益偏好的差异共同导致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指令进行“选择性执行”(欧博文、李连江,2013)。在这种结构下,如何去理解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性?要知道社会治理创新并不能像经济治理创新那样会直接带来地方财政的增长;相反,它通常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代价的;而相比之下,GDP的增长才是上级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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