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博

唐地传入吐蕃的历法、技艺及其他  收藏

作者： 石硕 邹立波 黄博 著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关键词：

出处：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简   介：7世纪初，吐蕃王朝完成青藏高原的统一，迅速崛起，在向周边扩张的同时，与唐朝发生频繁而直接的接触。中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开始逐渐传入吐蕃，而堪舆之学随着唐蕃之间的长期交往而传入吐蕃，并在后世融入西藏文化之中。堪舆又称风水、形法，中原的堪舆之学起源甚早，不过却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此词最早出现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一书中，其中有“堪舆徐行”一句，此处的堪舆指的是北斗星辰的神名。到西汉中期，已有堪舆家出现，续补《史记》的褚少孙曾回忆过一件自己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趣事，是堪舆家与其他几种阴阳五行学家关于娶妇的争论，“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此时的堪舆家大概也是属于利用天文地理知识推算吉凶的一类人。然而后世的堪舆家的职能主要是相度阴宅、阳宅，乃是一种地理选择术，事实上，古代的人们对于环境有相当的依赖性，特别是宅基的选址要与自然山川相适宜，故而堪舆相宅则是依据天、地的具体环境来选择住宅的地点、范围以及时间。风水之说，在唐代得到蓬勃发展而走向成熟，涌现出一大批堪舆名流，如李淳风、僧一行等人，同时讲解堪舆术的书籍也大量编成，如《宅经》《管氏地理指蒙等》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堪舆之学在汉地的成熟，为吐蕃对此术的吸收和运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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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地传入吐蕃的物质文化  收藏

作者： 石硕 邹立波 黄博 著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关键词：

出处：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简   介：根据对新旧唐书《吐蕃传》《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汉文史料中有关唐朝赠予吐蕃礼品记载的梳理，唐朝赠予吐蕃礼品可大致分为以下七类：一是缯帛类：杂彩、锦、绯、五彩；二是典书类：“书”，《毛诗》《礼记》《左传》《文选》《五经》；三是器物类：金银器、银盘、胡瓶；四是手工业类：养蚕、造酒、碾硙、造纸、墨等工匠；五是艺术类：杂伎诸工、龟兹乐；六是钱币；七是官服：紫袍金带、鱼袋及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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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吐蕃的汉文典籍  收藏

作者： 石硕 邹立波 黄博 著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关键词：

出处：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简   介：吐蕃王朝完成统一大业后，官方一度十分积极地吸收中原文化，朝廷贵族对于汉字的掌握和学习有着一定的热情，松赞干布时代吐蕃的汉文阅读和书写能力已初具规模，史称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前后，“仍遣豪酋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士典其表疏”。吐蕃除了直接阅读唐代中原的汉文典籍之外，还把一些重要的汉文著作翻译成了藏文，这些藏译汉典可谓吐蕃吸收中原汉族文明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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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地宗教向吐蕃的传播  收藏

作者： 石硕 邹立波 黄博 著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关键词：

出处：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简   介：藏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向和演变态势之源头，大多可追溯至吐蕃时期。佛教初传藏区并逐渐融入吐蕃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便是一桩泽被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盛事。现今，随着敦煌文书新材料的面世和研究的深入，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吐蕃时期藏区佛教的传入和兴起，是印度佛教和中原汉地禅宗综合影响的结果。 自东汉时期佛教东传汉地，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演变，不断圆融、杂糅汉地固有的思想文化元素，至隋唐时期形成带有浓厚汉文化色彩的汉传佛教流派，其中尤以禅宗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8世纪中叶以后，禅宗从诸多佛教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唐代中原内地习禅之风盛行、汉传佛教初成之同时，禅宗亦远播藏区，在唐蕃二百余年的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对吐蕃佛教的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禅宗传入吐蕃既关涉禅宗自身发展问题，亦同汉藏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交流密切相关，故而自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学人在敦煌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中即对此问题发生浓厚兴趣。特别是50年代法国学者戴密微《吐蕃僧诤记》一书的出版，更引发学界的广泛研讨和深入探索，而以日本学者对敦煌禅宗汉藏文书的对勘、研究最为精详。集国内外学界数十年之力，尘封千余年的禅宗传入吐蕃的往事亦由此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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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典章制度对吐蕃的影响  收藏

作者： 石硕 邹立波 黄博 著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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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简   介：告身制度是吐蕃时期颁行的一类褒奖措施，也是用来划分官阶的制度，它是由“吐蕃王朝授予本部和被征服地区各级官吏和平民百姓的写有文字的饰章”。在吐蕃历史上，告身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吐蕃王朝集权政治制度的确立。藏语中将告身称之为“yig-tshang”（艺仓），因通常分为玉、金、金涂银、银、铜、铁六级，所以也称“yig-tshang-drug”（艺仓周），即六种告身或六级告身。告身早在囊日论赞时期就已经出现，并开始作为一种奖励手段由赞普主持盟誓后，颁发给立有军功的武官将领。随着历史的发展，吐蕃告身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到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之后，对吐蕃的文字、法律、官制、军政等各个方面加以创制与健全，尤其是将告身制度发展成为吐蕃比较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以“告身”来划分官阶等级、明辨贵贱差别，不同等级的官员按照制度规定，在胳膊前佩戴“用玉、金、银、铜等物质以文字形式涂嵌在方圆三寸褐上”的告身，并以此享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法律特权和经济利益。而且，告身的授予对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原来只限于吐蕃军事将领，到后来逐渐拓展到高层宗教人士和吐蕃占领区的豪酋首领等不同人群中。告身也因此成为吐蕃政治生活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类凭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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