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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 收藏
简 介:回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社会史兴起于前十年,概念史凸显于后十年。社会史探究文本背后的情境,概念史聚焦于文本的语言与结构。本书四编十二章,第一编考察清统治下的满汉关系,第二编爬梳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第三编以宗教为视角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涉及历史认识的方法问题。作为诠释中国“近代”轮廓的实证研究专著,本书认为,社会史方法与概念史方法的交互使用,不失为摆脱形而上学纠缠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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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 收藏
简 介:回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社会史兴起于前十年,概念史凸显于后十年。社会史探究文本背后的情境,概念史聚焦于文本的语言与结构。本书四编十二章,第一编考察清统治下的满汉关系,第二编爬梳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第三编以宗教为视角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涉及历史认识的方法问题。作为诠释中国“近代”轮廓的实证研究专著,本书认为,社会史方法与概念史方法的交互使用,不失为摆脱形而上学纠缠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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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即中心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历史即事件,围绕事件的研究通常会关注“大人物”的思想和行动,这种研究因忽略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而每遭诟病。确实,即使处在事件中心的“大人物”,其身上的光环也并非其独有,毋宁说是特定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的表征。而一些被“大人物”遮蔽的“小人物”的智慧和作用,亦非无关紧要,后者有时能展示出超越时代和“大人物”的面相。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有14个省先后宣布独立,帝制迎来了最后时刻。当新时代的序幕拉开,“大人物”围绕未来国家政体和权力分配进行博弈之际,有个名叫盛先觉的“小人物”心系边疆——蒙古、西藏和新疆,思考现代国家主权如何与治权相契合,以防止边疆在英国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的阴谋下脱离中国。二十年前,笔者在阅读内藤湖南《支那论》时,曾为如下一段话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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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1949年,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开篇如是追问道。齐思和认为,“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学,无论在质或量方面,皆远不及中国”,而近百年西洋史学之所以超过中国,“不但是由于西洋历史家的努力,而且是整个西洋文化进展的结果”,西洋的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进步“对于史学发生了空前的影响”。时过近七十年,重温齐思和之问,笔者关心的要点不在于“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史学是否有进步与落后之别大可讨论,而在于这种落后的焦虑感并非个别的一时现象,如果以百年为单位来审视的话,可以说具有共时性的特征,是一种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关系的反映,是时人思考和实践“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从全球范围思考,进行地方性实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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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中国的尺度”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如欲了解近代中日在思想上的龃龉,橘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但是,不要说在中国,即使是在今天的日本,橘朴仿佛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鲜为论者提及。橘朴是谁?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写道: 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中,鲁迅称赞过橘朴。他说:“那个人比我们还了解中国。”又说:“单从橘朴的名字看,此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不得而知,抑或是中国人的笔名。”内山完造插话道:“他是日本人。”我以往对橘朴为何许人近乎无知,至多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名字。从此,我开始稍稍注意起这个人来了。 增田回忆的是1931年在上海时的往事。增田曾受教于鲁迅,对鲁迅充满敬意,毕生从事翻译和介绍鲁迅著述的工作,他的回忆应该说是可信的。在以往关于橘朴和鲁迅的研究中,增田的这段话也常常为论者所引用。但是,让人困惑不解的是,鲁迅在感叹“那个人比我们还了解中国”时,却又质疑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鲁迅既然不识橘朴国籍,何以断言“那个人比我们还了解中国”?因此,这里不是鲁迅的口述有误,就是增田的记忆出差。其实,在鲁迅说这句话的8年前,他和橘朴有过一面之缘。在1923年1月7日的日记里,鲁迅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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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宗教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1893年5月1日至10月28日,为纪念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美洲大陆四百周年,美国芝加哥举办了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Columbian World's Exposition)。在博览会期间,各种性质的国际会议纷纷举行,其中包括万国宗教大会(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来自印度教(Hinduism)、佛教(Buddhism)、耆那教(Jainism)、祆教(Zoroastrianism)、道教(Taoism)、儒教(Confucianism)、神道(Shintoism)、犹太教(Judaism)、基督教(Christianity)和伊斯兰教(Islam)等10种宗教的代表(或以文章形式)出席了会议。大会结束后,会议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巴洛斯(John Barrows)将大会文章编为两大册出版。 对于芝加哥宗教大会在人类宗教史上的意义,以往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在美国的宗教史学界,学者主要关注美国社会或基督教如何看待宗教这一问题。毕肖普(Donald H.Bishop)认为,其时美国基督教界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可以分为排他主义(exclusion)、包容主义(inclusion)和多元主义(pluralism)等三类。西格(Richard Seager)强调,这次大会推动了宗教多元主义在美国的诞生。另外,学者还从东方宗教在美国如何被接受这一角度来研究此次大会。在日本的宗教史学界,铃木范久详细介绍了此次会议日方参加者赴会前后佛教界的反应。森孝一在概述芝加哥大会的情况之后,介绍了日方代表平井金三的发言。近年来,凯德拉(James E.Ketelaar)高度评价此次大会在日本近代佛教史上的意义,从而唤起了日本学界对此次大会的重新关注。与上述研究不同,陈熙远和村田雄二郎分别注意到了出席大会的中国驻美外交官彭光誉所写的《说教》(“Confucianism”)一文,讨论了彭是如何以儒教来理解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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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者的“洋教”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持续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目睹时代巨变的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其后撰写的《中国的宗教》一书里,这样描述他同年在北京一所新建立的监狱里看到的光景:在说教室讲坛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耶稣、老子、孔子、约翰·霍华德和穆罕默德五位教主的头像。葛兰言认为,中国人对儒释道“三教”信仰的内容“毫不关心”,墙壁上五幅肖像所显示的宗教混合主义(syncrétisme)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葛兰言揭示了中国人信仰的泛神论和实用理性特点,触及不同宗教在中国何以能够共存的问题。然而,回顾19世纪后半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并不顺利,在1842~1911年间,围绕基督教的各种纠纷——“教案”,有案可稽者达1998件。这些教案既有民事纠纷,也有刑事案件,还有不少由宗教习俗和感情对立引起的反基督教事件。葛兰言提到的耶稣肖像呈现为何种形象,今日已无从查考。但是,我们知道,在当时二十年前的1891年,一个狂热的反基督教儒教知识人周汉在《谨遵圣谕辟邪全图》里,将耶稣描绘成禽兽形象。周汉的图册曾在长江流域广为流传,影响力自然不会很小。如果确如葛兰言所言,中国人对宗教间的差异毫不关心、耶稣成为混合主义宗教中一员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间发生的如此众多的冲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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