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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自仁宗朝以降，北宋政府为因应西、北两方面之威胁，以“强兵”为目标进行各种军政改革工作。相关的军事政策不仅形成武举、武学、保甲等长期延续的制度，也改变了以“和戎”为核心的对外政策。从神宗朝开始，拓境行动积极展开，一改之前受制于敌的边防形势。但是，对外战争损耗大量的物资与人力，获致的成果却相当有限，从而在统治阶层内部引发激烈的和、战争议，成为无解的政治难题。因此，宋政府所致力的军政改革，影响十分深远，是理解北宋后半期历史发展必须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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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 收藏
简 介：本书从描述文官与武官政治权力自唐末至北宋中期的消长过程入手，分析导致双方在文化认同上由模糊转变为严重对立的因素。权力争夺是导致文、武官之间关系紧张的主因。为了争取君主的重视，文士将武人描述为贪婪无知，而强调自身具有学养、道德的重要性。随着文官权力自后周、北宋逐步扩张，文士对武官的歧视日益加深，并透过制度的规范，阻止文、武官身份的转换。文、武官对立因而成为宋代政治上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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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自仁宗朝以降，北宋政府为因应西、北两方面之威胁，以“强兵”为目标进行各种军政改革工作。相关的军事政策不仅形成武举、武学、保甲等长期延续的制度，也改变了以“和戎”为核心的对外政策。从神宗朝开始，拓境行动积极展开，一改之前受制于敌的边防形势。但是，对外战争损耗大量的物资与人力，获致的成果却相当有限，从而在统治阶层内部引发激烈的和、战争议，成为无解的政治难题。因此，宋政府所致力的军政改革，影响十分深远，是理解北宋后半期历史发展必须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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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 收藏
简 介：本书从描述文官与武官政治权力自唐末至北宋中期的消长过程入手，分析导致双方在文化认同上由模糊转变为严重对立的因素。权力争夺是导致文、武官之间关系紧张的主因。为了争取君主的重视，文士将武人描述为贪婪无知，而强调自身具有学养、道德的重要性。随着文官权力自后周、北宋逐步扩张，文士对武官的歧视日益加深，并透过制度的规范，阻止文、武官身份的转换。文、武官对立因而成为宋代政治上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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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结论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就北宋的对外政策与军政改革而言，仁宗时期是重要的转折。随着文臣将影响力扩大至军事领域，通过以科举考试选拔武官，在天圣年间开始有制举武科与武举的设置。之后对西夏作战失利，激起官员、士人讨论军事，以求“强兵”的风气，新的军事政策陆续推行。武学的建置，府兵制的提倡，显示北宋文士应用从史书、兵书所学的知识，试图借学校教育培养理想的将帅，以“兵农合一”来解决募兵耗费财政又素质不佳的问题。最终的目的在以军力为后盾，积极对外拓境，改变受制于辽与西夏的困境。受这些意见的影响，神宗在即位之后，致力于军政改革与落实拓境主张，引发反对派官员的抗议。持反战立场者一方面担忧对外战争将造成物资与人员的重大损耗，进而导致政权的不稳，力劝神宗暂缓用兵。同时也警告，全面组训民兵将造成平民沉重负担，并增强其违法犯禁的能力，成为危害政治安定的威胁。但是，这些反对的论述既无法针对“复汉唐旧土”的合理性，进行有力的反驳；也未能对于受制西、北二敌的困境提出解决之法，因而很难压制拓边的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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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与道德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在北宋哲宗（1077～1100，1085～1100年在位）元祐年间（1086～1093），宋与西夏的关系有所转折，执政官员提议归还神宗朝攻取的西夏土地以换取双方和平关系，开启宋廷内部对西夏政策的激辩。从结果来看，弃地的做法并未能达成预期目标，曾主持其议的鄜延路经略使范纯粹，在元祐六年（1091）就承认此种以“礼义为本，恩信为先”的政策反而造成“边患滋甚”，致使朝廷必须另寻对策。对于这个历时短暂且以失败告终的政策，现代学者多视之为哲宗即位后，一系列罢废“新政”措施的一环，而未深入探究弃地论形成的背景与所代表的历史意义。但是，如果不考虑实际的结果，而改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弃地政策，则可能发现重要的历史意义。主张弃地的言论往往充满道德词汇，认为展现仁德与善意可以顺服西夏人心，化解双方的旧怨，重建和平关系。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北宋文官，对于礼义的政治功能具有高度的信心，也许不令人意外。但是，在北宋的文献中，西夏等“外夷”一向被形容为缺乏道德、不知礼义。为何在面对不守信义的对手时，仍致力遵循道德的原则？由此看来，弃地论者坚持以礼义处理宋夏关系所反映的道德观与夷夏理念，实有探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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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政争的纠葛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年在位）致力于西向拓边，开启了北宋晚期一系列对外军事行动的序幕。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北宋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走向，由此而引发的争议亦不下于因王安石（1021～1086）推行“新政”所产生的党派对立。元丰五年（1082）的永乐城之役，被普遍视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惨败，在几部宋代的文献中，对于此役的记载包含三个重点：一是宋军在战斗中蒙受重大伤亡，折损的官兵与民夫在十万人以上；其次，神宗因此役之惨败而中止对西夏用兵；第三，神宗在精神上受此惨败的打击甚大，不仅曾在群臣面前痛哭，更因此郁郁不乐以致崩殂。在元代官修的《宋史》中，宋方在永乐之战的损失数字更倍增成为“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受到以上记载的影响，现代研究宋史的学者多以此役为北宋政治发展上的重要转折，认为宋对西夏的用兵政策因此役的失败而暂停，神宗也为此抑郁而终，造成政局的遽变。此类说法不仅出现于相关专著中，在通史教科书中亦然。不过，随着对宋夏战争研究的持续进行，前辈学者已指出传统的说法可能有误。例如，梁庚尧与李华瑞皆指出神宗并未因永乐之败而放弃伐夏的意图，仍持续筹划进击的行动。至于永乐之役宋军的死伤，赵涤贤与李华瑞都认为宋方折损超过十万人的说法太过夸大，而各自提出修正的意见。不过，前贤的研究虽已指出部分宋代文献有夸大永乐之役死伤及其影响之嫌，但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以致无法分析造成这些夸大不实记载的原因及其代表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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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中御的困境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过去对于宋代军队指挥与管理的讨论，多半着重太宗（939～997，976～997年在位）以“阵图”指挥前线将领作战的史事。晚近的研究则显示，宋太祖（927～976，960～976年在位）即位后曾几度为讨伐叛乱藩镇与北汉政权而御驾亲征。当不亲临前线时，太祖也透过使者向前线将领传递具体的作战指令。由此看来，“将从中御”自北宋立国以来已有诸多先例。在真宗（968～1022，997～1022年在位）签订澶渊之盟后，御驾亲征的事例不复再现，身处京城之中的皇帝，平时要管理为数众多的军官、士兵，战时又想要制敌于千里之外，在现实上恐怕面临诸多困难。尤其在缺乏快速通讯工具的时代，讯息在传递时造成的延迟与扭曲，必然对作战行动与军队管理构成困扰。因此，“将从中御”也许是北宋君主努力奉行的理念，实际产生的效果仍待深入的探究。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年在位）是北宋后期最热衷军政的君主，不仅致力改革军队组织与强化训练，也试图亲自指挥对外的战争。前辈学者虽已对于神宗朝的军事政策与战争过程有所讨论，但既不重视神宗对军队的管理，也不讨论神宗与将领间的讯息沟通。就讯息传递的角度而言，京城与战场之间距离造成讯息取得的延迟，是影响君主指挥的关键性因素。在各次战役中，前线的军情需要多久的时间才得以传递到君主手中？过去的研究并未措意于此。事实上，在传世的宋代文献中，保存了可以估算传递时间的资料。另一方面，信息取得的延迟，并非只受距离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前线将领拖延呈报军情，也对指挥者造成困扰，在宋代史料中也留下一些例证。因此，若能从此一角度来分析宋军的作战行动，将能得到有异于以往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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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兵卫民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受到“兵农合一”理念的影响，宋代批判“养兵”的言论众多，南宋后期，章如愚编《山堂考索》，曾引用一段对宋代养兵之制的评论：“而二三百年间，之所以变易政令，则曰：养兵之害；下之所以游谈聚议，则曰：养兵之害。言利者不一二，而言害者已千百。”可见，宋代批判“养兵”的意见众多，因此而产政治改革运动。不过，宋代文献中对于政府花钱募兵持肯定意见者虽然较少，却受到部分现代学者的重视。尤其是其中一段宋太祖（927～976，960～976年在位）向赵普（922～992）论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的故事，经常被宋史研究者引用，甚至据此而论断“养兵政策”为太祖建国的基本政策。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晁说之（1059～1129）在元符三年（1100）四月，所上封事中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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