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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谈判 网络安全漏洞治理 网络间谍活动
简 介:本书记叙了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谈判的起源、分歧及走向,梳理了多个分歧点,涉及沿用旧法与制定新法、网络安全漏洞治理、动网和动武关系、网络空间与新战场、网络间谍活动、互联网基础架构、金融机构和金融数据、社交媒体和政治稳定、人工智能和杀手机器人等多个主题。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谈判既繁荣活跃,又充满挫折。一方面,有些倡议已经获得较大范围的认可。另一方面,各国各方在关键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本书试图勾勒不同主题领域内的谈判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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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谈判 网络安全漏洞治理 网络间谍活动
简 介:本书记叙了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谈判的起源、分歧及走向,梳理了多个分歧点,涉及沿用旧法与制定新法、网络安全漏洞治理、动网和动武关系、网络空间与新战场、网络间谍活动、互联网基础架构、金融机构和金融数据、社交媒体和政治稳定、人工智能和杀手机器人等多个主题。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谈判既繁荣活跃,又充满挫折。一方面,有些倡议已经获得较大范围的认可。另一方面,各国各方在关键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本书试图勾勒不同主题领域内的谈判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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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与结论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第一,全球互联网治理拥有多条线索,涉及多个论坛、主题及行为主体,2017年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主要线索集中于反思第五届UN GGE网络安全谈判没有达成共识的原因和未来走向。本书梳理了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介绍了一些已经提出并且获得不同程度关注的国际规则的初始版本,涉及沿用旧法与制定新法(塔林手册)、网络安全漏洞治理(微软公司)、“动网”与“动武”(七国集团)、网络空间与新战场(中国)、网络间谍活动(中美)、互联网公共核心(网络空间稳定全球委员会)、金融机构与金融数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社交媒体与政治稳定(上海合作组织)、人工智能与LAWS(国际机器人武器控制委员会)等全球治理主题和提议人。报告描述了这些国际规则的起源、分歧及走向。报告指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谈判在2017年遭遇极大挫折,但建章立制的动力和活力旺盛,各种机制不断诞生,各种倡议层出不穷,塔林、海牙、日内瓦、乌镇、特拉维夫、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新加坡等多个城市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治理话语生产基地,国际规则的表述方式灵活多变,只是各行为主体建章立制的动机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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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威慑论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2017年2月27日,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SB)网络威慑任务小组发布网络威慑报告(见图13-1),将中俄两个大国(major powers)、伊朝两个小国(lesser powers)、ISIS等恐怖组织列为美国网络安全敌人,并罗列了证据:2012~2013年伊朗对华尔街企业的攻击、2014年朝鲜对索尼公司的攻击、中国多年盗窃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俄罗斯2016年干涉美国大选以及匿名黑客等非国家行为主体对美国的黑客攻击。此外,美国强硬派还指控,中俄等国家行为主体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远超ISIS等非国家行为主体。 图13-1 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眼中的主要网络威慑假想敌 对于美国的这些网络攻击指控,证据层面的讨论固然至关重要。但是,这些指控只字不提美国对别国网络的渗透和攻击,经常把别国对美国的报复行动当成攻击行为,并且这些指控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印记。不管是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还是美国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乃至美国强硬派智库,以及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仍然沿用传统时代和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以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画线,先入为主地设定假想敌。美国传统军工和新兴网络安全关联部门更是这种话语的生产者和推手。这将网络空间带进战国时代,网络空间军备竞赛的风险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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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攻击溯源机制与原则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谁干的(Who did it)?不管是里德和布查楠(Thomas Rid & Ben Buchanan)在2014年写的《网络攻击溯源》论文,还是穆勒(Milton Mueller)在2018年数字权利大会上主办的网络安全溯源研讨会,都以这三个字开头。 溯源本身也是一个古老命题,不限于网络空间,无数大案、要案、秘案及迷案都要考究各种蛛丝马迹。由于互联网IP地址容易伪造,网络犯罪成本低,犯罪主体多元,互联网天生具有跨国性、跨地域性,网络攻击受害国的溯源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原因导致网络攻击的溯源问题极其复杂。 溯源是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建设的核心问题。网络攻击调查取证并得出客观公正的结果,是解决全球治理争议的基本前提。各国各方对溯源机制和规则建设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美欧等一些溯源实力较强的国家认为溯源问题并不妨碍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建设,但许多溯源实力较弱的国家认为这是解决全球治理争议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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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与政治稳定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大众媒体时代,跨境信息流通就是国际关系和新闻传播研究的焦点问题。芬兰坦佩雷大学教授诺登斯顿(Kaarle Nordenstreng)研究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节目的国际流通,在政治和学术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研究表明电视节目国际流通是个单行道,主要是从发达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不结盟运动国家以此为论据,70年代末在联合国提出了 “国际信息新秩序”,希望提升自身传播实力,改变国际信息流通不平衡的现象,抵制西方通讯社的扭曲报道,但在80年代中期失败。 在数字时代,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YouTube和优酷等音视频网站,Facebook及微博等社交媒体冲到信息传播的最前线,充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所有传统媒体的内容传播平台,动辄汇聚数以亿计的用户群体,释放出巨大的影响力,在为底层和草根赋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沦为大国博弈的工具。两个经典案例便是2010年初谷歌公司退出中国和2017年贯穿全年的美俄社交媒体争议。这两者拥有共同的起源: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美国国务卿时将社交媒体用作外交工具。美国一直将言论和互联网自由当作攻击别国的武器和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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