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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 收藏
简 介:本书以晚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用书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如何应对知识上同样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时期,西学的传入与冲击促使科举制度必须对其有所回应,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与流通,既受到读书人精英知识取向调整与科举制度变革的影响,同时也深度介入了科举考试的实践。以科举考试用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加深对晚清中国读书人群体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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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 收藏
简 介:本书以晚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用书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如何应对知识上同样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时期,西学的传入与冲击促使科举制度必须对其有所回应,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与流通,既受到读书人精英知识取向调整与科举制度变革的影响,同时也深度介入了科举考试的实践。以科举考试用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加深对晚清中国读书人群体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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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上海一地的书业科举改制后曾出现“数百年来所未见”的繁盛景象,然而,随着科举的停废,这一景象很快消歇。其实,这种由科举改制推动的出版盛况,在停废科举以前就已有难以为继之势。1903年乡试开考前,《大公报》的访事即已发现: 上年乡试,初换策论,所有内政外交以及各种新书,应试诸生业经载满腹笥矣。书肆主人莫不利市三倍。今年售者愈多,买者愈少,数十家书庄将来不免剩货甚多云。 对科举改制后可能带来书籍大销的判断,使得出版市场一直勉力刊行适用于科举新章的书籍,由是造成“售者愈多,买者愈少”的局面。1903年湖北乡试过后,“察院坡各书坊因生意寥落,较往年大为减色,因相约收拾闭门云”。在杭州,由于“去年生涯踊跃”,所以1903年春天又增开了数家书肆,待到乡试结束,“核计盈绌,大不及去年之半。因而各有退志”,甚至还有几家书店宣告歇业。甲辰科会试举行前后,《警钟日报》亦言及“鄂省书肆林立,生意甚为清淡,不能利获三倍”。另据甲辰年年底的一份关于上海书业的统计,该年的科举考试用书销售实际上已经很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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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的难局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清廷1905年下诏停废科举、专重学堂之前,为整饬教育曾于1898年、1901年两度提出科举改制的方案,试图在维持科举制度的情况下容纳新的知识、培养新的人才。其中,1898年的科举改制方案由于维新运动的失败而宣告废止;1901年的科举改制方案则在清末最后两次乡试与会试中予以施行,即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1902年举行)、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1903年举行)、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乡试(1903年举行)与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1904年举行)。从科举新章所要求的知识内容及场次分布来看,除了个别细节略有调整,1901年的科举改制方案可以被认为是1898年科举改制方案的老调重弹。在科举制度最为看重的乡、会试层面,改革后的科举考试要求第一场考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考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还将以往科举考试主要考察的四书五经内容放置在第三场,既规定了新的文体(即四书义和五经义),还减少了题目的数量(分别变为两篇和一篇)。此外,无论是岁试、科试,还是殿试、朝考,乃至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等考试,一律突出“中国政治史事论”与“各国政治艺学策”等内容。对绝大多数应考士子而言,无论是“论”“策”还是“义”,从文体到文体背后的知识,以往的阅读经验与知识准备都很少涉及。虽然政务处、礼部在辛丑年的十一月初一日(12月11日)即已会奏科举新章,并且考试章程的大概内容也已通过报章流传开来,然而,颁定刊本发至各地,再加以刷印、发布,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待到广大士子看到颁定刊本时,离1902年乡试开考只剩下大约半年的时间,因而士子群体需要在短时间内找出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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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生意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除了会在平日购买、储备考试所需的各种书籍之外,还多会在参加考试前在考场附近的“考市”买书。于是,每到乡、会试的年份,各地书贾也往往麇集于考场周围,售卖用于科举应试的诸书。晚清时期,“赶考之书贾,每科例于各省垣,设肆求售”已成为惯例,构成各地乡试时“考市”的主要景观之一。除了乡、会试,“小试”阶段的县试、府试、院试等考试,也会招来“赶考的书店”前来设肆。据陆费逵回忆,晚清时期的石印书局“平时生意不多”,因而“大家都注意‘赶考’:即某省乡试某府院考时,各书贾赶去设临时商店,做两三个月生意”。缪祐孙在写给缪荃孙的信中也描绘过江南乡试时“考市”的景象:“南闱热闹在场前,即好书亦在月初售尽。一到士子入场,生意渐渐冷落矣。”在场前尽力购买各种科举考试用书,是科举时代常见的场景。职是之故,关注科举新政所带来的生意,尤其是出版市场对科举改制的回应,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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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与世变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晚清读书人群体对中西之间竞争的认识随时代演进而兴替,从兵战、商战逐渐落实到学战,日益以“文化”“文明”作为整体的着眼点来认识中西之间的差距所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晚清中国读书人应对世变的直接对策停留在“学”的层面上,认为只要治国所倚仗之士人群体的知识取向、知识结构得以调整,其所面临的外在困局也自然可以逐渐迎刃而解。晚清读书人袁昶(1816~1900)即尝言:“学术所以御世变者也。”曾任陕西味经书院山长的刘光蕡(1843~1903)在述及清代学校体制时也指出:“我朝立学可谓精神周密,知以学为立政之本矣。”上至朝廷所颁之上谕,下至普通士子言及“时务”“经济”的只言片语,莫不汲汲于“学”。这一观念成了清末读书人群体遣词造句时的惯用言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身为朝廷大员的安徽巡抚冯煦在其奏折中依然以“方今泰东西各国相竞以智,相胜以学”作为讨论的依据。晚清至民国时期生活于江苏松江的陆规亮也曾经这样来归结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的救亡之策:“我国自叠受外界刺激以来,谈救亡之策者,辄曰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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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肆、名家与士子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1915年,《申报》《大公报》等报登出的《征集科举用品大悬赏》列出了多种“考试前应用”书,计有“《能与集》、《启悟集》、《文津迎机》、《小题约钞》、《仁在堂全集》、《青云集》、《七家诗》、《九家诗》、《试律初津》、《养云仙馆》、《水竹居赋》、《得月楼赋钞》、《赋学正鹄》、《字学举隅》、状元榜眼探花之殿试策、《文料大成》、《诗韵全璧》、《四书大全》、《四书五经味根录》、《诗句题解》、《事类赋统编》”等20余种。此外,另列有“考试时应用”书籍,如“《四书全注》、《五经全注》(二书须大如豆腐干者)、《小题三万选》、《搭截大成》、《玉芙蓉试帖》、《赋海》、《圣谕广训》、《性理大全》、窗课诗文(亲手誊出,字愈小愈妙,能卷入笔管中最佳)”等数种。这些如今看来名目生僻的书籍流行于晚清时期,可以说,中国不同地区志在读书、应考的广大士子,大体都有类似的书籍清单以应对科举考试。不无意味的是,民国初年在《申报》《大公报》等报上刊登的这份书单,旨在塑造一个“前清”时期腐朽、落后的形象,却忽略了清末科举改制之后的流行书籍,也基本属于八股取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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