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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国民革命是20世纪20年代的重要历史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本书以“国民革命的起源”为题，介绍了国民革命发动的历史背景，通过多个历史事件生动讲述了国民革命的基本过程，并对其最终走向失败做了分析。作者认为，国民革命是苏俄、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造就的。国民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走向了新阶段。 全书从孙中山对中国发展前途的思考写起，将1920—1925年陈炯明叛乱、关余事件、苏俄与中共引导国民党、国共合作、国民党改进和改组、国民党一大召开、黄埔军校成立、国民革命军的建立、两广统一、五卅运动、北伐等重要事件和进程娓娓道来，以精炼的文字写清了这段历史的发展脉络和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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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史：世界史在中国历史叙述中的进入 收藏
出处： 史地（第3辑）
简 介：目前，中国绝大多数论者对中华民国创生之前——“民国前史”的叙述，都延伸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甚至更前。其学理渊源，在于“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历史叙述的革命性变化，并随着欧洲列强侵略中国，改变了中国的“天下观”和历史观。对晚清的革命党人来说，欧美民族国家思想的沐浴提供了建构革命思想的基本材料，1840年的屈辱，被论述为国人觉醒的重要起点。“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不仅是当年革命党人的革命主张，也是国民党人及相关谱系学者历史叙述的特点。而延续传统“正史”书写惯例的《清史稿》，不管是体例，还是其立场，都被断然摈弃，甚至一度被悬为“禁书”。从革命史观来看，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必须论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以便进一步讨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1840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中国的起点，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华民国，须从其逻辑起点论述其诞生的由来。不管这些观点内部存在怎样的紧张，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目前论述民国起点的共识，这其实是把“民国前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看，如此，“民国前史”实际上是全球史的思路，改变了司马迁以来中国二十四史的基本叙述方法、架构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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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的“花费”：论鲍德里亚的“消费”之谜 收藏
简 介：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是其早期思想的核心，而巴塔耶的思想对他的消费社会的理论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鲍德里亚对巴塔耶的“花费”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改写或大写：首先，他以花费为基础肯定了人类社会浪费的合理性；其次，他以花费的非生产性为标准对现代的浪费即生产性的消费进行了批评；再次，他指出消费所追求的“符号/价值”和花费追求的“象征/价值”的差异；最后，他试图把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改写为自己的普遍政治经济学或符号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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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尤其是以1966年10月德里达、罗兰·巴特、拉康等人在霍普金斯大学联袂参加“人类科学与批评语言”会议为标志，他们的“法国思想”以及更多的法国哲学家的思想在美国摇身一变成为“法国理论”，随之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艺术阐释、电影研究，乃至无所不包的文化研究领域。同时，借助于美国学院强大的推动力和英语的巨大影响力，“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这个由美国人“体外授精”而产生的让法国人也为之困惑的“新名词”所代表的新思潮，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扩展到全世界的人文学术研究和文化与生活中，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鲍德里亚等人的著作被陆续译介为汉语，这股“法国理论”的浪潮也进入了中国学术界并被人们认知。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进化”或“后现代化”，“法国理论”不仅在中国的学院内受到重视，其影响也逐渐从学院内部的理论探讨扩散到具体的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生产与评论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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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聚焦和分析 收藏
简 介：创办于晚清的《东方杂志》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乃重要的社会舆论指示器。近代以降，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与权势转移，乡村被边缘化，危机四伏。自1920年代中期起，《东方杂志》先后开辟“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农村救济问题”“农村写实”等专栏，率先引导社会关注濒临崩溃的农村社会，引导舆论聚焦于长期被忽视的中国广大乡村，并为解决乡村危机提供广阔的争鸣舞台。相关举措激励了一批本土乡村研究者的诞生，推动了本土社会学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官方的乡村改良活动产生有效的互动。然而，由于时代局限，这一绩效还难以摆脱自身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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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追问：史料的连环解读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发现和“再发现”，研究者有被史料“淹没”之感。宏观的把握始终是需要的，它是我们判断事件总体性质、把握历史规律的依据。但笔者发现，即使是单篇史料，亦蕴含着巨量的信息，值得深入解读。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的整体信息，实际上往往“全息化”内纳在一条条具体史料中，反复地追问，连环地解读，将会使“平淡无奇”的史料呈现丰富的内涵和对于问题全局的强烈说服力。推而广之，相关史料已经浩如烟海，对微观史料进行连环解读，将能揭示抗战史更为丰富的内在，使历史呈现本应有的生动。 追问，需要“先在性”知识的储备。所谓“先在性”知识，是指研究者在之前的生活、教育和研究经历中积累的知识包括从外部汲取的知识和在此基础上再生产的知识。“先在性”知识的生成，与研究者所处的环境（包含一般狭义的生活、工作环境，国际国内学术潮流，乃至国家学术战略导向和国家间政治争议等）和经历存在莫大关系，一方面，环境和经历形塑了研究者“先在性”知识的结构、特点和内容；另一方面，环境中无处不在的学术“他者”，如指导教师、学术权威、评价体系，均会对研究者的“先在性”知识形成影响。在哲学意义上，这一形塑过程和“他者”的影响是一种“存在”，对社会性的人来说，这种“存在”是客观的，不含褒贬，甚至可以说，研究者在各种“关涉性”存在中获得自己。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学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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