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昱州

《周易》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型  收藏

作者： 刘延刚 潘昱州 著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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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周易》与中国哲学问题研究

简   介：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周易》与中国哲学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灵魂所在。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以中国哲学为主要内核的传统文化主要有两次大的变革：一为周朝末年礼崩乐坏之后的文化重建期。它在春秋时代出现经诸子百家争鸣阶段而由董仲舒整合而形成。在这次变革中，秦朝焚书坑儒对文化的破坏、汉代因为政治需要而对文化进行的篡改、汉代重整文献经典因为观点不同而出现偏差等原因导致了人们对先秦文化的误读。第二次变革则是“天人感应”神学系统崩溃之后的文化重建期。它由“魏晋玄学”开始经三教互补、三教合流阶段至宋代由儒学大师整合而成。它从哲学的高度上建构了能够赋予人们共同的信仰、价值，指导人们行为，主宰人们心灵的理学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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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儒道释思想的发展  收藏

作者： 刘延刚 潘昱州 著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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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周易》与中国哲学问题研究

简   介：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而言，自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道、佛三家的交融互补为基本内容。“儒家主动适应小农社会的特征使其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与政权的联姻及制度化设计更促成了自身的显性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使儒家思想成为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习惯意识，这就决定了儒家正统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就儒家而言，其思想与道家思想同属于以“心”为本的“内在超越”型文化。“内圣之学”是经国济世、推己及人，由家庭而延伸至社会，是“外王”的、“入世”的。其“外王”的源头却在内心，价值源头是仁、义、礼、智、信诸端的善心，只有返身内求方可得到。因此，儒家思想本身包含“经国安邦”的入世成分和“融通佛道”的出世成分。“儒士之由入世间而出世间，并非从入世的文化进入出世间的文化，而是儒学本身出世间成分的扩充的延续。”儒道融合，实质上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继续。“内圣之学”为儒者打开入世之门，又为儒者打开出世大门，为儒士遁入道门铺平道路。而道家思想，其既追求打破所处制度的约束，但又害怕随之而来的新社会，对新社会的发展潮流不敢轻易接受，最后只好遁入对自然的原始社会的憧憬，对自然世界的向往。尽管道家思想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满足人们需求，却也有因为纵弛而来的增加风俗败坏的一面，有不适合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的地方，也并不特别突出统治者的特殊地位，不适合作为统治者的治国首选。在道家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道教却是土生土长，具有诸多优势，佛教是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自然面临以儒、道为主的中国本土文化的拒斥。因而，在三者的排序上，自然就形成了儒、道、释的顺序。三者之中，儒学是主干，道、释是辅助。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各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由于在价值取向、思想内核上的差异，三者不可避免地要相互攻击对方的缺陷，同时，又在相互攻击中汲取对方对自身有利的因素来调整、充实及完善自己。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儒道释合流”的现象。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未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唐代三教并重，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五代以后，三教合一，有儒家理学、道教全真、佛教禅宗等融汇三家教旨的新派系出现；宋元之间，教派合流多体现在教理教义；明清以来三教则更是难以骤分。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说，中国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一方面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而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的调节作用，三者的冲突与融合，使人们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从而减少社会的大震荡、大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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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先秦诸子百家  收藏

作者： 刘延刚 潘昱州 著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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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周易》与中国哲学问题研究

简   介：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和中国哲学起源的最高渊薮，《周易》对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周易》就没有中国哲学。而对于中国哲学初期的先秦哲学而言，其与《周易》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春秋时期，伴随着社会政治改革的开始，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逐渐兴起，这时，尽管《周易》仍然在继续发挥宗教巫术的作用，但其卜筮功能已经呈现逐渐退让的趋势，后来经过孔子及各国史官的努力，《周易》又逐渐成为宣传道德、诠释天道的工具。战国末年，随着统一趋势的不断加强，诸子百家由彼此冲突走向相互融合。在百家争鸣过程中，为尽量使自身学说言之有理并论证其见解的正确性，诸子百家都在接受（或暗中接受）其余学派的观点，在学术争论中不断补证自己学派的不足之处。因此，“兼儒墨、合名法”反映了各家合流的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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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国哲学思维方式  收藏

作者： 刘延刚 潘昱州 著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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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周易》与中国哲学问题研究

简   介：思维方式是在一定文化系统作用下整体化定型化的运思方式。作为符合逻辑规律的某种较为固定的、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思考问题之模式，思维方式在某一时期被创造并在某特定时期被广泛运用，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产物，并对人们的认识起着规范定向的作用。关于《周易》的思维方式，有学者依据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理论，将其主要归结为“一种原始思维，或者说起码也是一种深带着原始思维痕迹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把原始民族的原始思维生搬硬套在处于礼乐文明中的民族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虽然《周易》没有西方式的清晰的逻辑思维，但也绝不是原始思维所能比及的，它包含着原始思维所不具备的思维表达方式，与原始思维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荣格曾把《周易》思维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比较，认为它是“集合的”和“共时性的”，总以“一种非因果的平行对应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表现出来”，荣格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进而认为“这种根据同步原理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作为“易文化”本质的“易道”，是天人同构、时空合一、中正和合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最终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思维结构，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精神领域，并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从总体上看，周易思维具有直观性、系统性与辩证性。直观性是说它没有经过充分的逻辑推理，而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周易》的直观特性，“一方面是因为运用了象征手法，处处离不开物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占卜的实际需要，如果过于曲折深奥，也不利于占卜者的抉择”。系统性是指《周易》的一卦内部、两卦之间，甚至整个六十四卦都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一个又一个系统。辩证性指《周易》表现出了从矛盾、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世界的特点，不仅具有辩证法的一般特征，更具有强调和谐的突出特点。因此，《周易》的主要思维方式有反向思维、逆向思维、换位思维、递进思维、求本思维等方式，与之相对应，就形成了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中的经学思维、实用理性、辩证思维、神人相通、内在超越、天人合一、借言而悟等思维方式。中国哲学源远流长，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等等。而作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活水源头的《周易》的思维方式自然就与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就是《周易》思维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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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  收藏

作者： 刘延刚 潘昱州 著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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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周易》与中国哲学问题研究

简   介：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带有哲学思想萌芽性质的古典文献，《周易》对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再进一步说，我们甚至还可以认定“易”作为统摄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本体，它是中国思想史上先于“道”而存在的哲学本体概念，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本体范畴。孔子利用《周易》的思想形式，通过整理“六艺”，使《周易》长期影响中国哲学的发展。尔后的哲学家逐渐摒弃《周易》的卜筮功能，并以《周易》为基础，在对其不间断地阐释和解读中发展着中国哲学，尽管各自的切入点有所区别。汉朝时期，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大多源于《周易》，桓谭的《新论》将“易”看成最高的哲学范畴；魏晋时期，王弼以《老》释《易》，促进了玄学之风的盛行；隋唐时期，孔颖达构筑了汉学玄学走向宋明理学的桥梁，李鼎祚奠定了宋代《易》象数学的理论基础。宋明时期，从周敦颐到朱熹，再到王夫之，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形式说，都是通过易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理学派还是数学派，不管是气学派还是心学派或功利学派，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基本都来源于易学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哲学而言，“中国哲学的许多问题是以易学研究的形式展开的，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形而上和形而下、象数、言意和神化等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范畴都出自易学”。也正是基于此原因，本章我们将主要探讨《周易》对中国哲学主要范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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