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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左传》记言研究 收藏
简 介:先秦时代,是一个重视记言的黄金时代。《国语》《左传》存录了丰富的君王命誓、君臣谏对、行人辞令、君子评论等记言史料,集中而翔实,多样而精彩。本文两两对照,深入探索了这些言谈话语中所蕴含的先人言说方式、言说精神、言说功能,总结出不同言说所呈现出来的独特风貌,梳理了这些言说的演进轨迹等。探究先秦君子这种积极进言卫道的“继绝”精神、“立言不朽”的价值追求以及委婉有力的论说方式,对于彰显我们民族优秀品格和丰富人们会话艺术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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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左传》记言研究 收藏
简 介:先秦时代,是一个重视记言的黄金时代。《国语》《左传》存录了丰富的君王命誓、君臣谏对、行人辞令、君子评论等记言史料,集中而翔实,多样而精彩。本文两两对照,深入探索了这些言谈话语中所蕴含的先人言说方式、言说精神、言说功能,总结出不同言说所呈现出来的独特风貌,梳理了这些言说的演进轨迹等。探究先秦君子这种积极进言卫道的“继绝”精神、“立言不朽”的价值追求以及委婉有力的论说方式,对于彰显我们民族优秀品格和丰富人们会话艺术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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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国语》《左传》记言研究
简 介:言语,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表现,是心灵的图画,正所谓“言为心声”。唐徐彦伯《枢机论》曰:“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济身,亦可以覆身。”人的言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能让一个人功成名就,也能让一个人身败名裂。先秦典籍存录了为数众多的人物言论。它们既分布在专门以记言为主的典籍中,如《尚书》《国语》《论语》《孟子》《庄子》等;也分布在言事相兼、交织并录的典籍中,如《左传》《战国策》等。本书择取《国语》《左传》两部史籍中大量涌现的记言史料作为研究对象,透过这样一个看似浅显且熟悉的记言形式表层,层层追问,静静聆听其背后所含蕴的丰富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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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评论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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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国语》《左传》记言研究
简 介:周代听政制度的确立,不仅直接激发了春秋时期贤臣良士积极献言献策、匡正君失的干政激情,也开启了社会各阶层的贤达名流批评政治得失、追求理想政治的议政传统。他们以一种“冷眼看人生”的清醒理智和客观立场,品评人物、清议国政、关念民生、善善恶恶,并将其视为一种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的神圣文化使命和人格陶养精神。这一议政风尚集中体现在《国语》《左传》大量的人物评论之中。 人物评论,也称“品藻”。“品藻”一词,出自扬雄《法言·重黎》:“或问《周官》,曰‘立事’;或问《左传》,曰‘品藻’;或问《史记》,曰‘实录’。”《汉书·扬雄传》引颜注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可见,“品藻”即评判人物的优劣高下。扬雄通过与《周官》《史记》相互比较,将《左传》特性直接界定为“品藻”,可谓别开生面。《国语》《左传》的确载录了为数众多的人物评论。对于《国语》《左传》二书中的评论,传统上一般专指以“君子曰”为标志的议论文字,将其视为史书的编纂者对于所选录的具体事件表达的个人主观态度,并与后世史书之论赞相提并论。如杨向奎先生说:“《左传》中亦有所谓‘君子曰’,其性质与诸子、《国策》等书同,皆作者对于某事某人所下之论断也。”郑良树先生也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国语》《左传》的作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他们喜爱在自己的著作里加上案语或评语。”张东光先生直接将《左传》80则“君子曰”及“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等内容视为传统史学衡评模式之“权舆”。事实上,《国语》《左传》中的评论性话语,绝不仅指这些冠名“君子”的评论,除此以外,尚有大量有名有姓的人物评论,它们既不同于以解疑答惑为主旨的君臣对问,也不同于以匡正君恶为主旨的君臣谏言,而是以局外人或旁观者的身份对从政者言行的吉凶祸福和政治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理性的评说和预言式的论断,并且评论方式、评论标准、评论风格基本一致,共同构成了《国语》《左传》人物的评论体系。由于这些评论者大都是既有道德修养又高瞻远瞩的“君子”们,故本书将他们所做的具有道德劝惩意义和吉凶裁决功能的评说、论断统称为“君子评论”。这些评论的主体、内容、根据及结果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与当时社会吉凶评判观念的变迁息息相关,亦对以后史书、小说的撰写模式及文体的生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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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辞令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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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国语》《左传》记言研究
简 介:行人,“言使人也”,即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外交使节的通称。《周礼·秋官·司寇》载有“大行人”“小行人”等官,其中“大行人,中大夫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下大夫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协九仪宾客之礼”。据《春秋》《左传》,各诸侯国也设有专职行人,如晋国行人子员、子朱,郑国行人子羽,陈国行人干征师,鲁国行人叔孙婼,宋国行人乐祁犁,卫国行人北宫结,吴国行人且姚等。可见,行人是周朝及各封国设置的主管天子和诸侯之间朝觐聘问等礼仪事务的“外交官”,他们位居大夫,地位并不是很高。 东迁以后,周王朝国运衰颓、王权式微,代之而兴的是各诸侯国之间此起彼伏的征伐会盟。据统计,仅《鲁春秋》240余年间所载各国间的军事行动就达483次,朝聘会盟达450次。各国间的交往活动空前频繁,仅靠专职的行人已远远不能应对如此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越来越多的握有政治实权的公卿大夫(“执事”)临时受命,或解决国际纷争,或增强国际交往,一批善于辞令的杰出外交人才应运而生,如楚国的屈完,郑国的子产、子太叔、烛之武,晋国的叔向、解扬、阴饴甥,卫国的祝佗,吴国的蹶由等。他们凭借善辩的口才、超凡的智慧和良好的素养,应对诸侯、顺应时势、灵活机动,最大可能地争取国家利益,维护国家荣誉。他们承继宗周礼辞之余绪,周旋在暴力与强权的缝隙之间,撑拒于欲望的狂澜之上,凭借着捍卫礼乐文明的高贵人性与道德操守,生动全面地展现了春秋行人的风采,从而演绎了一篇篇典美博奥、刚柔相济的精彩外交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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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政制度与君臣谏对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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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国语》《左传》记言研究
简 介:和《国语》《左传》王命衰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秋时期臣民积极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活跃:或对君王疑惑进行知识性解释和评论,或为君王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或对君王的错误言行直言诤谏。这些言论大多独立成章,声情并茂、词约意丰,字里行间充溢着参政立德、资政立功和议政立言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国语》《左传》记言的主要内容。根据臣下对君王言说的方式和内容性质,可以将这些言论分为以回答君王咨询为主要内容的君臣对问和以参与政治、规谏君过为主要内容的君臣谏言两大类型。下面,笔者拟对每一类型产生的文化背景、源流演变、内容特征及体式影响进行详细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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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命誓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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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国语》《左传》记言研究
简 介:商周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称“王”。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云:“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这种基于字形上的解释形象而准确地将“王”之“天人合一”的政治宗教意蕴揭示了出来,即他们既是依仗君权神授替天行道的宗教领袖,也是凭借自身臻至圣境的道德修养替民立言的政治领袖。“帝王把天道引渡给人间,统摄天地之道,而且他本身就是道的化身,即所谓的‘体道’。”这种代行天道与人道的独特身份,使商周帝王们的话语获得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正如《尚书·说命》所云:“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王的话就是政教号令,王不出言,臣下就无从受命。天子在各种仪式场合针对臣民发布的诰诫、命令等,经史官载录,便成为当时乃至以后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指导思想,如大量出土的含有命辞的甲骨卜辞、含有册命类文献的商周铜器铭文以及现存《尚书》中的大量王言等。在当时普遍盛行天命信仰和君权天授的时代,帝王因被尊为人间“天子”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言论也因代天立言的神圣性,从而在当时丰富的书写文献中独领风骚,一枝独秀。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说:“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绋,不反若汗。”《史记·晋世家》也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君王地位至尊,话一出口,即为号令,便要载入史策,无法收回。在以记言为主的《尚书》中,这些王言因其言说场合的不同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对此,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宋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解释说:“道其常而作彝宪者谓之‘典’;陈其谟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朱自清《经典常谈》也说:“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的。”可以看出,占《尚书》绝大部分篇数的“诰”“誓”“命”三体均为帝王之言。每一篇王言,都伴随着一场锡命典礼的隆重举行,包括命辞的创制润色、锡命时间和地点的选择、锡命人选的指定分工、锡命礼仪的严格操守等,也都是当时天命信仰与周王“天子”正统身份确认的现实操演与伦理定位,进而凝聚成天王合一、一心辐辏的价值思维与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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