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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全球治理不是单纯的自由主义概念,同样包含了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突出表现就是主权国家是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推动力量。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但全球治理原型下的领导结构、治理价值观、治理机制和治理主体都难以在危机中继续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因此需要转型。中国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奉行积极的全球治理政策,特别是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将国内发展方式转型与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紧密结合,在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中发挥枢纽作用,并将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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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全球治理不是单纯的自由主义概念,同样包含了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突出表现就是主权国家是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推动力量。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但全球治理原型下的领导结构、治理价值观、治理机制和治理主体都难以在危机中继续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因此需要转型。中国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奉行积极的全球治理政策,特别是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将国内发展方式转型与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紧密结合,在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中发挥枢纽作用,并将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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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结论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全球化催生了全球治理,而逆全球化则成为全球治理的障碍。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治理应对,那么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是否可行?问题的答案在于两方面。首先,是否有关键国家继续坚持顺应全球化的政策,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甚至引领者。其次,既有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是否存在问题,需要革新转型。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如果有关键国家能够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转型,那么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就依然可行,本研究认为中国正是这样的关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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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体参与:中国地方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中的作用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转型是指从全球治理原型的主体侧重于非政府组织转型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并重。其中地方政府既能够运用政府资源,又能够发挥相较于中央政府更灵活的作用,从而成为连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桥梁。地方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始终存在,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全球和地区性网络,但主要问题是由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特别是欧洲国家地方政府主导,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参与不够,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和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在共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包容性和普惠性方面有待提升。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一方面是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因为地方政府特别是大都市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所以只有在最基础的城市进行实质性减排,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资格来源于各国宪法赋权。联邦制国家比单一制国家给予地方政府更多对外行为能力,但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地方政府仍然能够作为执行中央政府对外政策的主体参与全球治理。当一国中央政府坚定地应对气候变化时,其地方政府可能反而比联邦制地方政府拥有更多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策资源。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地方国有企业的对外清洁能源投资、低碳技术合作和人员培训都属于中国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式。中国地方政府对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促进首先表现在“一带一路”的气候治理中,因为这是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联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倡议,中国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承担着落实中央合作政策的职能,主要就是和中国周边国家地方政府合作,这些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双方合作的内容也广泛涉及低碳经济的产能合作。中美是当代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为此两国地方政府开展了密切的气候合作。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后,这种合作更具有了全球示范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上升到中国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战略,由于三地在人口、传统产业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密度在世界范围都具有一定代表性,所以在协同发展过程中提升三地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全球气候治理都具有积极意义。总之,虽然中国地方政府相较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而言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后来者,但由于其发展中属性、丰富的治理资源和中央政府坚定的气候政策支持,仍然可以通过积极参与从而提升全球气候治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普惠性和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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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气候治理:新兴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新兴全球治理机制是全球治理转型的制度支撑,不仅能够提升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而且能够将其制度化为规则制定权。全球治理机制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本身就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也必然是全球治理转型的基础性指标之一。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全球治理机制转型的代表,其重要意义在于打破了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机制的单一结构,丰富了全球治理机制的类型。这种结构性变化的意义远不止于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内部改变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微观变化,而是从全球宏观层面增加了全球治理机制的选择,为新兴经济体自己设定全球治理议题和规则提供了全新的制度平台。从目前的实践考察,凡是新兴经济体主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都是以发展为主题,其中又多次涉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凸显在处理二者关系时的包容性与普惠性。金砖银行与亚投行更是直接由新兴经济体发起,目的就是服务于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绿色发展,充分体现出新兴经济体将自身群体性崛起的结构性变化转变为制度优势的努力。在此,三大新兴治理机制的共同特点是将金融治理与发展和环境治理结合,体现出三者联系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中的连接点就是气候治理。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环境挑战,但治理的根本途径是转变人类的发展方式,所以气候治理的本质是发展治理,而金融则在发展方式转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方式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低碳技术研发和低碳产业,这与投资设备开采化石能源不同。因为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碳捕捉与封存等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培育属于科技革命引领的新兴产业,就如同硅谷孕育网络经济一样,需要相比于传统产业更多的资金投入,这就需要专门的金融机制对其进行专门服务。在此过程中,资金流向如何更具包容性,如何能更加普遍惠及发展中国家,如何能使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更好兼顾发展、减缓和适应的关系,如何能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都是必须统筹思考的问题。中国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其他四国共同发起了金砖国家银行,又发起成立了亚投行,所以是全球治理机制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这三大新兴治理机制中充分表达了符合发展中国家应对变化的利益诉求,积极设置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议题,努力使现代金融工具能更好地为全球气候治理朝包容、普惠和高效的方向转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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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简 介:全球治理价值观是全球治理的指南,决定了全球治理的目标和手段。西方文明,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主导的全球治理将自由主义置于核心位置,带来的结果并非全球治理而是基于西半球经验的治理,因为在治理中过于强调西方价值的单向输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造,本质上是将世界割裂成不同部分,而不是真正的全球。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基于儒家文明的天下体系思想,表现为一种多元共生的哲学,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从整体思考个体。中国天下观的古代实践是朝贡体系,但在当代全球治理价值观中的表现不是等级而是以平等为基础的共商共建共享。因为中国的全球治理价值观是中国外交哲学的一部分,而中国外交哲学自新中国成立起就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由此发展成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伙伴关系、新安全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一系列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的外交观念,共同构筑了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坚实基础。全球气候治理事关全人类整体利益,是最能体现这一全球治理观的领域。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和责任分摊需要共商,全球气候治理的规范、原则、规则和程序需要共建,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果应该为全体人类共享。这一观念可以弥补现有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两种倾向,一是制定的目标过于激进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二是退出《巴黎协定》逃避减排责任。这两种倾向都是以人类整体利益为代价来满足一己私利的表现。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价值观则希望努力凝聚全球气候治理中最大多数参与方的共识,在发展与减排之间实现平衡。中国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本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充满矛盾,但中国政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观念,与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不仅大幅增进了两国气候合作的福祉,而且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表率,成为实践共商共建共享价值观的经典案例。秉持这一全球治理观,中国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倡议,并在围绕《巴黎协定》落实细则的多轮谈判中明确权责、坚持原则、协调立场、凝聚共识,为2018年12月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大会最后达成重要共识发挥关键作用,为构建人类气候命运共同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此进一步促进全球气候治理朝包容、普惠与高效的方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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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与适应的平衡:区域治理格局中的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全球治理格局的转型不仅体现在全球层面,也体现为区域治理格局的转型,具体到全球气候治理,就是以欧盟为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性气候治理格局转型为全球各大区域气候治理的出现、共存和交流互鉴。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向气候脆弱型区域增加气候援助与合作,改变现有区域气候治理中重减缓轻适应的现象。虽然中国的气候援助与合作有些是通过双边形式进行的,但考虑到其对象集中在特定区域,所以仍然将其视为对区域气候治理格局转型发挥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涉及发展议题,更将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结合,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都充分考虑合作带来的低碳经济收益。“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到特定阶段自主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域内国家和地区共享发展经验与成果。因此,中国国内低碳发展的实践必然反映到“一带一路”的规划中。同时,全球气候治理包括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四个轮子。对于自然环境表现出显著脆弱性的发展中区域而言,迫切需要的是尽快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但也正因为适应气候变化需要的资金和技术都更为迫切,需要短期内兑现承诺,所以在全球气候谈判中适应议题相比于减缓议题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欧盟更热衷于设定中长期减缓目标,而不愿承担对气候脆弱型国家和区域更为现实的适应责任。因此,中国在区域层面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重要表现就是不断加强对气候脆弱型区域国家的气候援助责任,提升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太平洋岛国。同时,中国政府于2018年初发布的第一份《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表明,中国虽然是非北极国家,但已经决心全面参与北极这块在气候变化中最为脆弱的人类共有之地的治理。本章将结合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补性的理论框架,首先分析中国在丝路经济带中的气候治理实践,然后论及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太平洋岛国和北极这三个区域已经展开的气候适应行动,最后进一步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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