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绵1300余年的科举，是除皇帝世袭制外，对中国影响最长久与深远的制度。1905年清廷下诏停止科举，于近代社会转型至为关键，亦为中西学地位转换之枢纽。前人对科举停废影响的关注或聚焦于教育，或集中于乡村，对停科举于官制改革、城市百业繁兴的促进推动多有忽略，本书充实并丰富了这些方面的内容，表明以改科举和最终停罢科举为枢纽，戊戌与新政改革前后贯通，兴学堂、办报馆、印图书、开演讲、启民智，使法律和公共治安观念、平等与国民意识均通过报刊与教科书等形式进一步传播，继而内外官改制全面展开，法官、巡警等新的考试及职业资格任用制度逐步建立。指出新的社会规范及人才标准逐渐变化形成，以及学堂的兴办与扩展，虽存在种种问题，但毕竟有利于百业繁兴、开民智与近代文化事业发展的事实，说明改科举本应社会变动而起，其革废的过程与结果，反过来加速了近代社会的整体变动。 科举制在中国延绵近1300年，影响深远。1905年清廷下诏停止科举，于近代社会转型至为关键，亦为中西学地位转换之枢纽。停废科举逾百年仍众说纷纭，与忽略改科举进程的运作成效及其间曲折复杂的人事不无关联。鸦片战后60多年间，议改科举经历了纳科目、学堂于科举及纳科举于学堂两个取向截然相反的阶段。清廷修复京师贡院的讨论，促成朝臣疆吏合谋干预，导致科举由减额渐停跳跃至立停。立停科举本意并非废科举，而是将科举抡才与学堂培才功能合二为一的设计。清廷重视科举善后，却低估士子对科举的心理依赖，造成仕途拥堵与混乱。改科举与停科举因社会变动而起，前后贯通戊戌至新政，推动办学堂、印图书、开演讲、兴百业、启民智、改官制，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变革。但学堂育才强调知识获取与做事能力，忽略圣贤义理与做人的品行，使伦理社会的中国陷入文化道德之殇，成为后科举时代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