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吸烟能让人上瘾，处于娱乐消遣和吸毒成瘾的中间地带。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曾有过多次规模不一的不吸纸烟运动，但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却鲜为人知。本书从史料中钩沉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团体和政府发起的数次不吸纸烟运动，考察其宣传话语、组织实践及其社会历史背景，思考在尚无确凿证据证明吸纸烟有害健康的情况下，不吸纸烟运动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以及在无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不吸纸烟运动的推行机制。
本书首先讨论美国传教士丁义华如何将美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移植到中国的语境中，并于1910年在天津发起了一场类似的不吸纸烟运动。在此次运动中，源于英美的基督教节制观念和强健国民身体的社会达尔文思想，与晚清中国的宪政改良思想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中西观念交流的双向互动。其次，探讨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上海不吸纸烟运动。这一运动由曾任清廷官员的伍廷芳联合上海地方名流发起，依托于上海更为成熟的地方名流社交网络和公共舆论，相较于传教士发起的类似运动，有着更为深广的影响力。运动发起者有意识地将“吸纸烟有害”这一外来观念与底层民众的知识结构相结合，并掺入爱国观念和公民意识，表现出新兴“中间阶层”教化民众的意图。继而，本书深入分析了1934～1935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之劝戒纸烟运动。一方面，从自上而下的角度考察新生活运动的顶层设计中不吸纸烟的具体训令，分析吸纸烟的个人习惯如何与道德、节约和公共礼节联系在一起，以及该训令如何在各地实施推行。而纸烟统税收入是中央政府财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不吸纸烟的训令同时又遭到了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另一方面，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观察浙江的省县政府如何将地方政府保护农村经济的自发愿望与中央劝戒纸烟的训令结合起来，并在县一级积极组织不吸纸烟运动，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和互动，以及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上的能动性。
这三次主要的不吸纸烟运动分别发生在清末宪政改革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既表现了一定的共性，又反映了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的差异。尽管当时的西方医学知识在不吸纸烟运动的舆论话语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不吸纸烟运动却常常植根于一些政治化的主题，例如培养合格的国民、拯救国家和地方经济、建立新的公共秩序等等。通过将个人的吸烟行为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政治化的不吸纸烟运动便可以正当地以国家的名义来塑造个人的行为。然而，由于这一运动缺乏可靠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资源的支持，社会群体和政府又缺乏有效的合作，不吸纸烟运动在组织和落实的过程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本书试图揭示，在不吸纸烟运动中，吸烟这一貌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嗜好如何与国家民族等宏大政治命题联系在一起，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和公民观念的形塑，以及在近代国家和社会中，个人生活习惯受到管控干预的权力机制。这一历史研究也将对今日中国控烟运动有借鉴作用，并有助于控烟宣传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