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报告（2022）——“三统筹”：后工业社会的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制定新阶段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与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到2022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的“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相互衔接，相得益彰，体现了中央“三农”政策体系演变的阶段性、一贯性和系统性。值此契机，2022年度“集体经济蓝皮书”的主要任务是立足后工业社会发展新阶段，揭示集体经济与城镇化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描绘一个“支、斗、毛渠”式样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施工路线图”。
本报告由总报告、评价篇、专题篇Ⅰ、专题篇Ⅱ、地区篇和北京篇六部分组成，共24篇报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三统筹”：后工业社会的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
报告阐明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新阶段、战略目标及其生产方式的相应调整，进而在理论上构建一个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绘就一幅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施工路线图”。研究发现以下几点。（1）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基于后工业社会的若干本质特征与当前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等相关指标的实证分析，阐明当前中国已经总体上进入数字经济引领下的后工业社会，整体发展应作为新阶段首位战略目标，建立健全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收官之战。（2）构建“双刘易斯二元模型”，将其作为一个一般性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在一般均衡视角下，将集体土地市场价格变动曲线与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曲线对称整合在一起，阐述集体经济与城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探索让农民“带资进城”、就地就近完成城镇化社会结构转型的新道路。（3）提出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通过“体制统筹、空间统筹、产业统筹”，提升集体经济“统”的层级，破除村庄分化与层级固化，实现城乡与区域统筹均衡发展。
2.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评价
报告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进步、社会稳定和执政基础3个维度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分析。研究发现以下几点。（1）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显著。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始终位于前4名。东部地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且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再次是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发展最落后且增长幅度最小。东北三省发展差异明显，辽宁和黑龙江仍然处于第二梯队，吉林由第三梯队降至第四梯队。另外，安徽、四川、陕西等部分中西部地区省份排名大幅度跃升。（2）2020年，经济进步与执政基础进入高度协调耦合阶段，社会稳定与执政基础进入中度协调耦合阶段，经济进步与社会稳定仍然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表明集体经济组织在社会稳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亟待提升。（3）人均固定资产、人均所有者权益、村均公积公益金3项发展因子与集体经济收入的关联度始终位于前4位。表明提高集体财富积累水平应作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优先政策目标。
3.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改革评价
报告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组织主体、市场体系和政策环境3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对2011～2020年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改革进展及绩效进行分析和评价，为明确下一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提供重要的信息指引。研究发现以下几点。（1）农村集体经济要素市场化呈现若干新特点。10年来，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持续增长，增幅逐渐下降；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出让宗数和面积大幅上涨；宅基地盘活潜力较大；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持续增长，其中，乡外县内务工增加最快。（2）10年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差距逐渐缩小。北京市2014～2017年改革评价得分总体呈现下降态势。浙江、天津等地排名明显下降。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省份改革进程加快，位次出现了明显跃升。2020年西部地区改革指数及组织主体、市场体系、政策环境3个一级指标评价得分均超过中部地区。（3）要着力补齐市场发育体系短板，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11～2020年，组织主体与政策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且增长最快，进入高度协调耦合阶段，但市场体系与政策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较差。（4）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进入“全领域、高标准、高水平”的新阶段。应把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征地以及农用地的“四块地”改革作为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先行领域；继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规范和健全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着力加强经管体系与经管队伍建设，夯实农村集体经济的上层建筑。
4.镇域集体经济分化趋势分析
报告利用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1年4个年度北京市187个乡镇的集体经济面板数据，分析了北京市乡镇经济、人口及就业情况的发展变迁态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法测算2007～2021年北京市187个乡镇集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并进行排名，据此研究了北京市14个区内部乡镇发展水平及差异。最后将北京市187个乡镇按照综合发展水平等分为“高、中、低”三个层级并分析发展演化趋势及镇域集体经济层级固化现象。研究发现以下几点。（1）2007～2021年乡镇集体经济发展和人口就业的平均水平整体呈现增长或维持稳定态势，但两极分化问题长期存在，乡镇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严峻，而且具有早期积累优势的乡镇发展得越来越快，而资源禀赋较差的乡镇发展前景堪忧。（2）2007～2021年乡镇集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得分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是最高分和最低分历年之间的极值差极大，而且得分变异系数显示不同乡镇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相当大且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差异并没有显著缩小。（3）2007～2021年乡镇集体经济层级固化现象明显，乡镇维持其原有发展水平仍是大概率事件，不同层级乡镇重新洗牌的可能性不大，多数乡镇的发展仍旧取决于其基础条件，而且通过历史数据预测，到2035年乡镇层级固化现象还将存在。应加强区级统筹，优化空间与产业布局，创新经营模式、跨镇调配整合资源。
5.北京市大兴区镇村分化分析及趋势预测
报告通过对北京市大兴区532个村庄的实证分析，阐明破除“村自为战”发展体制格局，实施“区镇统筹，均衡发展”应是下一步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总体要求。研究发现以下几点。（1）村域经济差距在持续扩大。2005～2015年，村庄最高人均所得和最低人均所得均有所增长，但最低人均所得的村庄发展缓慢，最高人均所得的村庄发展迅速，两极分化程度不断加大。同时，2005～2015年，村庄就业形势严峻，最高就业村就业人数不断下降，最低就业村就业人数波动不大；2005～2014年，村庄综合发展指数存在较大差异，如标准差不断增长、最高分和最低分历年的极值差距极大、村庄综合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大于0.4，且呈现上升趋势。（2）镇域经济出现空间上的层级固化现象。北部5镇村庄平均发展水平得分较高且逐年递增，中部4镇村庄平均发展水平得分波动较大，南部5镇村庄平均发展水平持续处于低位。（3）村庄发展水平层级固化凸显，分别停留在“高、中、低”三个层级，尤其是低水平村庄难以有所突破。预测到达平衡状态时，低水平村庄占44.07%，中等水平村庄占33.42%，高水平村庄占22.51%。
6.村集体经济组织综合效率、影响因素及区位差异分析
报告基于北京郊区40个村在1978年、1988年、1998年、2006年、2014年和2018年6个时点上形成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法（SFA）计算和比较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效率与综合效率，并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和区位差异，对于认识和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和本质特征具有重要的实证支撑作用。研究发现以下几点。（1）经济效率与综合效率均存在一个准“倒U”形曲线，最大值出现在1988年，长期处于右半段的持续下降区间。这种两类效率相同趋势的下降，反映了“村自为战”体制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已经十分有限。（2）2006年以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综合效率开始超过经济效率，表明近年来集体经济组织在社会性负担功能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3）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性负担功能在城乡接合部更加突出，对该地区集体经济组织综合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平原地区的综合效率水平波动较大，2006年后开始反弹。
7.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化研究
报告利用1978年、1988年、1998年、2006年、2014年和2018年6个时点的北京市郊区4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建立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和预警评级系统，进行不同类型村庄发展趋势的判断，对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研究发现以下几点。（1）影响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有村庄区位和主导产业类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规模与自然资源、村集体经济治理水平、村集体财富积累水平、村经济总收入和农户收入水平。（2）村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但是村与村之间的极值差不断拉大，相对差距也在不断扩大。（3）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力评估值的中位数为0.4360，如果低于中位数，该村庄将进入衰落村的预警状态，如果高于中位数则进入发展区。
8.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口规模分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报告利用北京市郊区40个村1978～2018年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动趋势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检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村经济总收入和集体净资产的提高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随着村经济总收入来源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集体经济收入占村经济总收入比重的增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倾向于增加；（3）相对于村干部不兼任，村支书兼任村主任、村支书兼任合作社社长以及“三职一身兼”都有效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入，而村主任兼任合作社社长没有明显效果。基于Probit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类似，但也有新的研究发现：（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会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出；（2）在村内建立养老制度有助于吸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入；（3）村支书兼任村合作社社长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入有正向影响。
在此基础上，分集中城镇化地区、非集中城镇化地区以及粮食主产区3类地区，以北京市丰台区北宫镇6个村、平谷区18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以及北大荒农垦集团为例，进行案例解剖论证，阐明要通过“体制统筹、空间统筹、产业统筹”提升集体经济“统”的层级，充分发挥区县与乡镇两级统筹发展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完成低水平集体经济向高水平集体经济的“二次飞跃”，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关键词：后工业社会　集体经济　共同富裕　“三统筹”　统一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