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郑志刚：《国企公司治理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逻辑和路径》，《证券市场导报》2015年第6期。 ［2］［2］华强森等：《筚路蓝缕、攻坚克难——聚焦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改革》，《麦肯锡公司研究报告》2017年4月。 ［3］［3］王玉柱：《数字经济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国际展望》2018年4月。 ［4］［4］林毅夫、李志赟：《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10月。 ［5］［5］《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国信通院，2017。 ［6］［6］潘泽清：《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模式和实施方式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25期。 ［7］［1］Megginson W. L.，Netter J. M. From state to market：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01，39（2）：331-378. ［8］［2］刘小玄等：《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1995年中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9］［3］闫强明等：《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1999～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2016年第9期。 ［10］［4］Dewenter Kathryn L.，Paul H. Maltesta.State-owned and Privately Owned Firm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fitability，Leverage，and Labor Intens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st，2001，59（8）：78-96. ［11］［5］李利英、刘小玄：《改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3期。 ［12］［6］Dinc，I. Serdar，Nandini Gupta. The Decision to Privatize：Finance and Politics［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011，（1）：202-231. ［13］［7］胡一帆等：《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 ［14］［8］Martin Stepher，David Parker.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ownership and corporate in the UK［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104（6）：207-235. ［15］［9］刘培林、林毅夫：《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16］［10］刘明兴等：《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8期。 ［17］［11］Jan U. Auerbach，Costas Azariadis. Property Rights，Governance，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5，85（2）：105-124. ［18］［12］赵放、刘雅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政策效果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9］［13］刘春、孙亮：《政策性负担、市场化改革与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业绩滑坡》，《财经研究》2013年第1期。 ［20］［14］钱雪松：《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问题研究——基于融资歧视和内部人控制的一般均衡视角》，《会计研究》2013年第10期。 ［21］［15］陈林、唐杨柳：《国有企业部分民营化能否减轻其政策性负担》，《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年第7期。 ［22］［16］白重恩等：《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23］［1］孙璐：《内部人控制的成因及对策》，《当代会计》2017年第4期。 ［24］［2］陈璐：《浅析企业负债经营的利弊及改进措施》，《财会学习》2018年第21期。 ［25］［3］梁志兵：《控制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背景、原因、措施》，《财政科学》2018年第4期。 ［26］［4］李锦：《国企高负债率的形成与破解》，《现代国企研究》2018年6月。 ［27］［5］田方：《关于国有施工企业构建资产负债约束机制的思考》，《企业改革与管理》2018年第18期。 ［28］［1］辛宇、吕长江：《激励、福利还是奖励：薪酬管制背景下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定位困境——基于泸州老窖的案例分析》，《会计研究》2012年第6期。 ［29］［2］王浩：《虚拟股权激励计划》，《企业管理》2012年第7期， ［30］［3］苗新燕：《上市公司的虚拟股权激励》，《人力资源》2005年第11期。 ［31］［4］宗文龙、王玉涛、魏紫：《股权激励能留住高管吗？——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13年第9期。 ［32］［5］李小荣、张瑞君：《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代理成本还是风险规避？》，《会计研究》2014年第1期。 ［33］［6］周庆华：《企业虚拟股权模式激励制度的探讨》，《财经界》（学术版）2014年第10期。 ［34］［7］刘辉：《尴尬的虚拟股权激励》，《董事会》2015年第7期。 ［35］［8］赵毅：《非上市中小型国有企业虚拟股权激励问题探析》，《经营管理者》2016年第21期。 ［36］［9］王聪涵：《从华为看虚拟股权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管理观察》2016年第24期。 ［37］［10］程榕：《虚拟股权激励研究——以华为公司为例》，《财务与管理》2017年第3期。 ［38］［1］陈剑锋：《浅谈国有企业跨境融资》，《中国经贸》2018年第4期。 ［39］［2］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和规范资本项目结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6〕16号），2016，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23_73152_0_7.html。 ［40］［3］国家外汇管理局：《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2014，http：//www.safe.gov.cn/safe/2014/0519/5643.html。 ［41］［4］黄国滨：《海尔境外发行80亿港元可交换债》，《中国外汇》2018年第2期。 ［42］［5］李志鹏：《如意集团购SMCP集团后再推上市》，《中国外汇》2018年第2期。 ［43］［6］宁薛平：《丝绸之路经济带企业跨境融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区域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 ［44］［7］彭兴韵、王伯英：《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审慎管理》，《中国金融》2016年第15期。 ［45］［8］祁雄：《境内企业跨境融资面临的主要难题及解决策略》，《对外经贸实务》2017年第5期。 ［46］［9］瞿月龙：《对全口径跨境融资政策的解读》，2018，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A46VTJ10519C4LI.html。 ［47］［10］涂永红：《跨境融资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2016年第15期。 ［48］［11］王寿群、杨鹏霖：《全口径跨境融资再优化》，《中国外汇》2017年第4期。 ［49］［12］王晓璐、王宇鹏：《中央企业跨境融资政策运用分析与实践》，《金融时报》2018年7月28日。 ［50］［13］西部银川担保有限公司：《中国企业境外发行债券全解读》，2017，http：//www. managershare.com/post/314735。 ［51］［14］信泽金：“跨境融资交易结构解析”，“企业境外投资监管新规背景下的跨境投资、海外并购、外汇结算和境外资本市场最新投资机会解析”专题培训，上海，2017。 ［52］［15］张光平：《人民币国际化和产品创新》（第5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 ［53］［16］张惟栋、王雨航：《全口径跨境融资业务问答》，《中国外汇》2017年第5期。 ［54］［17］张昕：《中弘股份收购A&K》，《中国外汇》2018年第2期。 ［55］［18］郑薇：《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实践》，《中国金融》2016年第15期。 ［56］［19］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http：//www.tjjr.gov.cn/jrzt/jrzczcydt/xdrz/201705041016155666Eh.shtml。 ［57］［20］周建树：《新政策下境内企业跨境融资的模式分析》，《经济视野》2017年12月第2卷。 ［58］［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2015年8月。 ［59］［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2016年7月。 ［60］［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2010年6月。 ［61］［4］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2014年9月。 ［62］［5］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3〕10号），2013年4月。 ［63］［6］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2017年4月。 ［64］［7］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发展局联合课题组：《投融资体制改革与融资平台规范发展研究》（内部报告），2012年6月。 ［65］［8］吴亚平：《投融资体制改革：何去何从》，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66］［9］吴亚平：《地方投融资平台不可忽视》，《财经》2015年第17期。 ［67］［10］全国城投公司协作联络会、江苏现代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等：《中国城投行业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68］［11］全国城投公司协作联络会、江苏现代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等：《中国城投行业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69］［12］张衡、但慧芳：《多省推动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原载：《长江商报》，引自：网易财经，2017年6月19日。 ［70］［13］陈桂莲、申苹：《促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原载：《金融时报》，引自：金融界JRJ.com，2018年4月23日。 ［71］［1］林海芬、苏敬勤：《引进型管理创新适配机理探索性案例研究》，《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3年第4期。 ［72］［2］李本贵：《浅议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征收管理体系》，《税务研究》1994年第5期。 ［73］［3］林毅夫、刘明兴、章奇：《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管理世界》2004年第8期。 ［74］［4］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75］［5］路风：《论产品开发平台》，《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 ［76］［6］路风、封凯栋：《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7］［7］热拉尔·罗兰：《私有制和公有制经济理论》，载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张宏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8］［8］孙喜：《国有企业能够搞好——济南二机床改革发展的经验和启示》，《经济导刊》2017年第5期。 ［79］［9］孙喜、路风：《从技术自立到创新——一个关于技术学习的概念框架》，《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7期。 ［80］［10］王祖耀、孙秀春、李勤、刘延军：《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基金情况调查》，《中国计划管理》1991年第12期。 ［81］［11］谢伟：《管理学习的定义、特点及影响因素》，《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年第10期。 ［82］［12］张汉：《在变动中寻求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结构性契合与协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3期。 ［83］［13］张宇、张晨：《“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2期。 ［84］［14］朱江洪：《朱江洪自传：我执掌格力的24年》，企业管理出版社，2017。 ［85］［15］邹贵友：《国有企业负债的现状、成因及对策》，《上海会计》1997年第3期。 ［86］［16］A.Amsden，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87］［17］A.Chandler，“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2（3），p.79-100. ［88］［18］W.Cohen and D.Levinthal，“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1），p.128-152. ［89］［19］M.Khan and S.Blankenbur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in Cimoli，M.，G.Dosi，R. and J.Stiglitz（eds.），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36-77. ［90］［20］W.Lazonick，“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Enterprise and Society，2002（1），p.3-47. ［91］［21］W.Lazonick，“The innovative firm”，in Fagerberg，J.；Mowery，D. and R.Nelso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9-55. ［92］［22］W.Lazonick，“The Chandlerian corporation and the theory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19（2010），p.317-349. ［93］［23］R.Nelson，“Why do firms differ，and how does it matter”，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2（1991），p.70. ［94］［24］M.O’Sullivan，Contest for corporate control：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95］［25］N.Rosenberg，Exploring the black bo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96］［26］R.Rousseva，“Aspirations for learning-a missing link between technological learning，strateg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latecomer companies”，The DIME Final Conference，2011. ［97］［27］H.Simon，“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4（1993），p.131-142. ［98］［28］S.Zahra and G.George，“Absorptive capacity：a review，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p.185-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