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功能主义理论与中日韩FTA建构模式

尽管多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双边和多边FTA数量不断交错叠加，但由于严重受制于该地区“轮轴-辐条”式的战略安全结构，作为东亚经济三强的中日韩始终无法凝聚成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火车头。自2009年始，中日韩三国终于在长期摸索与碰撞中达成某种战略共识，拟率先构建一个三边的核心自由贸易区（FTA），以期引领整个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日韩三国建构三边自由贸易区的理论探索、制度规划、运行模式无疑是本书选题的直接驱动因素。学术界研究东亚一体化曾提出过不少的理论范式，包括国际制度主义、（新）地区主义、新亚洲主义等。这些范式即使用于指导构建中日韩三国这种小范围的核心自由贸易区也存在理论上的缺失。因此，探索从新功能主义的路径出发，借鉴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践经验，构建地缘邻近度高、经济依存度高、战略猜疑度高（“三高”）的三国自由贸易区模式具有独特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笔者通过确立主要的变量、干涉变量及因变量，对理论构建做出大胆的假设和尝试。我们通常认为三个地缘相近，经济依存度高，同时战略猜疑度高的国家，会习惯性地寻求与区域外的霸权国家结盟或寻求与本区域内的二流国家（或国家集团）合作以作为自己的战略依托，从而竞争成为本地区的经济主导者或者霸主。因此，构建这样的三国自由贸易区只能从新功能主义的角度逐渐累积合作成果，扩大利益基础，最终寻求身份重构和利益认同。只要日本不完全放弃和平国家的基本诉求，只要中日力避因钓鱼岛争端而致国家战略意志的全面对决，中日韩三国FTA仍有很大的构建空间，而且有望在当前危机局面下作为化解安全焦虑的抓手，起到经济压舱石的作用，以免东北亚局势全面失控。
本书最后对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和推进的方案，提出了六点建设性意见,包括: (1)中日韩关系的发展是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关键，恰当处理中日韩各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2）借助新功能主义理论，先经济整合后政治整合，加快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3）美国的态度和政策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中美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对话和沟通；（4）协调好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关系，不能忽视东盟为东亚地区利益做出的贡献；（5）政府引导、NGO先行，积极构建教育文化合作交流新机制，加强东亚的文化认同；（6）建立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是保障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日后正常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中日韩合作复杂的情况，解决障碍推动一体化进程应遵循先易后难，即先经济后政治的循序渐进的路径, 这也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价值。中日韩目前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作用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日本、韩国的跨国公司根据市场信号到中国进行投资、开展贸易往来，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中日韩经济圈。共同经济利益是中日韩加强彼此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首要动力。中国应该从政治合作的高度，推动中日外交中矛盾的化解，继而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解除政治障碍的症结，进而推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