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宝胜，2018，《邻比冲突及其治理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陈进华，2019，《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3］陈振明，2002，《政治学前沿》，福建人民出版社。 ［4］高小平，1982，《从费尔巴哈的“类”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江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5］高小平，2002，《跨越从学校到机关的“心理断层”》，《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 ［6］高小平，2010，《“一案三制”对政府应急管理决策和组织理论的重大创新》，《湖南社会科学》第5期。 ［7］李峻宇，2013，《江平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正确处理好市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经济网，http：//www.ceweekly.cn/2013/1225/71808.shtml。 ［8］刘杰，2016，《政治学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9］刘一弘，2017，《公共行政学视野下的危机定义研究回顾》，载童星、张海波《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王浦劬，2018，《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前行的航标南针》，《政治学研究》第2期。 ［11］央广网，2015，《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0305/t20150305_517898198.shtml。 ［12］杨念群，2009，《“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历史教学》（高校版）第10期。 ［13］袁贵仁、杨耕，2013，《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北京日报》5月27日。 ［14］张定安，2017，《实体政务大厅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有力抓手》，《中国行政管理》第12期。 ［15］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2019，《深化“放管服”改革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中国行政管理》第3期。 ［16］张康之，2019，《论时间资源稀缺化对社会治理的挑战》，《行政论坛》第3期。 ［17］陈进华，2019，《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18］巩建青、乔耀章，2018，《全面治理：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论新命题》，《行政论坛》第5期。 ［19］贺萧，2017，《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张赟译，人民出版社。 ［20］黄建洪，2018，《理解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五个关系维度》，《国家治理》第42期。 ［21］胡薇，2015，《理解地方治理现代化的五个维度》，《学习时报》11月30日。 ［22］马斌，2018，《当前我国地方治理的新特点》，《学习时报》10月22日。 ［23］乔耀章，1998，《应当把“可持续发展”思想引入行政管理》，《中国行政管理》第4期。 ［24］乔耀章，2002，《从治民到官民互治——行政现代化历程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25］乔耀章，2012a，《多质态社会管理中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 ［26］乔耀章，2012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再定位及前瞻性审思》，《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 ［27］乔耀章，2013，《论社会治理原理与原则》，《阅江学刊》第6期。 ［28］乔耀章，2014，《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新穿越——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论：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于社会治理之中》，《学术界》第10期。 ［29］秦德君，2014，《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与层级》，《学习时报》7月14日。 ［30］陶希东，2013，《国家治理体系应包括五大基本内容》，《学习时报》12月30日。 ［31］王沪宁，1988，《中国变化中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治的含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32］吴兴智，2017，《地方治理创新的五大发展趋势》，《学习时报》9月4日。 ［33］习近平，2015，《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党建》第4期。 ［34］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0月28日。 ［35］约翰·奈斯比特，2009，《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36］郁建兴，2018，《中国地方治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治理研究》第1期。 ［37］俞可平，2012，《重构社会秩序 走向官民共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38］喻希来，2002，《中国地方自治论》，《战略与管理》第4期。 ［39］郑吉峰，2014，《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重庆社会科学》第4期。 ［40］郑永年，2018，《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将向何处去？》，凤凰国际智库，https：//pit.if-eng.com/a/20180205/55768440_0.shtml。 ［41］朱光磊、张志红，2005，《“职责同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42］搜狐网，2018，《“地方社会主义”与性别化的记忆》，http：//www.sohu.com/a/250037861_550968。 ［43］陈天祥，2000，《中国地方政府与制度创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44］陈鹏，2016，《地方政府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4期。 ［45］陈国权，2004，《政府自利性：问题与对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46］陈国权、曹伟，2018，《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 ［47］陈天祥、张华、吴月，2012，《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创新行为及其限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 ［48］陈清泰、张永伟，2013，《行政审批何其多！》，《人民日报》6月17日，第17版。 ［49］车俊，2017a，《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将“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到底》，《求是》第20期。 ［50］车俊，2017b，《浙江省人民政府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浙江日报》1月22日，第1版。 ［51］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52］范柏乃、陈亦宝，2017，《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多跑一次”》，《社会治理》第6期。 ［53］何显明，2008，《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人民出版社。 ［54］胡宁生、戴祥玉，2016，《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基于自我推进机制的优势与设计》，《江海学刊》第3期。 ［55］骆梅英，201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碎片政府到整体政府》，《中国行政管理》第5期。 ［56］蓝震，2017，《最多跑一次：跑出速度跑出满意度》，《钱江晚报》10月18日，第B0016版。 ［57］王浦劬、季程远，2018，《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整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中国行政管理》第1期。 ［58］吴毅君，2017，《改革评价标准：“两个是否”对“三个有利于”的新发展》，《光明日报》6月2日，第11版。 ［59］维诺德·托马斯、王燕，2017，《增长的质量》，张绘译，中国财经出版社。 ［60］习近平，20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61］杨雪冬，2008，《近3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社会科学》第12期。 ［62］杨雪冬、赖海榕，2009，《地方的复兴——地方治理改革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3］杨瑞龙，2006，《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揭示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奥秘》，《南方日报》4月20日，第12版。 ［64］杨瑞龙，1998，《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个阶段》，《经济研究》第1期。 ［65］郁建兴、高翔，2012，《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66］郁建兴、高翔，2018，《将“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到底》，《浙江日报》1月26日，第10版。 ［67］郁建兴、黄飚，2017，《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政治学研究》第5期。 ［68］朱旭峰、张友浪，2015，《创新与扩散：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管理世界》第10期。 ［69］詹姆斯·阿尔特、肯尼斯·谢泼斯，2009，《实证政治经济学》，王永钦、薛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0］Bellamy Christine，1999，“Joining-Up Government in the UK：Towards Public Services for an Information Age”，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3）. ［71］Bonsón Enrique et al.，2012，“Local e-government 2.0：Social media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in municipalities”，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 ［72］Canestraro，D.S.et al.，2009，“Regional telecommunication incident coordination：Sharing information for rapid response”，Information Polity，（1-2）. ［73］Caulfield JL.，2006，“Local Government Reform in China：A Rational Actor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 ［74］Feiock C.Richard，2013，“The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Framework”，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3）. ［75］Klievink Bram，Janssen Marijn，2008，“Realizing joined-up government-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age models for transformation”，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 ［76］Perri，2004，“Joined-Up Government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1）. ［77］Shin Kyoung，2017，“Mission-Driven Agency and Local Policy Innovation：Empirical Analysis from Baoding，China”，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 ［78］白洁、郭永玉，2017，《阴谋论的心理探索》，《心理科学》第2期。 ［79］邓可祝，2013，《论我国邻避冲突的成因及应对》，《西部法学评论》第6期。 ［80］潘知常，2007，《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学林出版社。 ［81］任剑涛，2015，《阴谋论与国家危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82］塔西佗，1985，《塔西佗历史》第一卷，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 ［83］习近平，2015，《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8/c_128206459.htm。 ［84］徐彪，2014，《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信任受损及修复机理——基于归因理论的分析和情景实验》，《公共管理学报》第2期。 ［85］姚君喜、刘春娟，2010，《“全媒体”概念辨析》，《新闻与传播研究》第6期。 ［86］周文彰，2016，《简论互联网思维》，《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87］中央人民政府网，201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8/12/content_5099138.htm。 ［88］新浪科技，2017，《CNNIC第39次调查报告：政务微博》，http：//tech.sina.com.cn/i/2017-01-22/doc-ifxzuswq3029489.shtml？source=cj&dv=1。 ［89］腾讯传媒大数据，2016，《“疫苗恐慌”舆情奔袭》，http：//news.qq.com/original/dujiabianyi/yimiaoyuqing.html。 ［90］奥斯特罗姆，2000，《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 ［91］陈振明，2003，《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2］顾东辉，2014，《社会治理及社会工作的同构演绎》，《社会工作与管理》第3期。 ［93］顾东辉，2016，《“三社联动”的内涵解构与逻辑演绎》，《学海》第3期。 ［94］韩冬雪、李浩，2017，《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理论探索》第5期。 ［95］任文启，2017，《社区治理抑或社区营造：“三社联动”的理论脉络与实践反思》，《社会建设》第6期。 ［96］谭琪、石兵营，2017，《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97］王恩见、何泳佳、高冉、朱新然，2018，《服务的内卷化：对政府购买失独家庭社会工作服务的省思——以X失独家庭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例》，《人口与发展》第6期。 ［98］王思斌，2015，《社会工作机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网络型服务治理》，《学海》第3期。 ［99］肖唐镖、谢菁，2017，《“三社联动”机制：理论基础与实践绩效——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一项经验的分析》，《地方治理研究》第1期。 ［100］徐选国、吴柏钧，2018，《城市基层治理的社会化机制——以深圳市Z街“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项目为例》，《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2期。 ［101］徐永祥、曹国慧，2016，《“三社联动”的历史实践与概念辨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102］杨宝、李秋月，2017，《社会服务的合作生产：基本框架与实践类型——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学习与实践》第11期。 ［103］姚进忠，2018，《项目导向：社会工作评估机制优化研究——基于厦门实践的调查与剖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104］叶南客、陈金城，2010，《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第12期。 ［105］张康之，2016，《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 ［106］Dahl A.Robert，1961，Who-governs？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07］Goldsmith Steven，Eggers D.William，2004，Governing by Network：The New Shape of the Public Secto，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08］Grant Jill，2005，“Planning Responses to Gated Communities in Canada”，Housing Studies，（2）. ［109］Hunter Floyd，1953，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Chape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10］Sampson Robert J.，Stephen W.Raudenbush and Felton Earld，1997，“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A Multil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Science，（15）. ［111］安东尼·奥格斯，2008，《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2］B.盖伊·彼得斯，2011，《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二版），王向民、段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13］道格拉斯·C.诺思，201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14］戴维·布鲁克斯，2012，《社会动物：爱、性格和成就的潜在根源》，佘引译，中信出版社。 ［115］弗朗西斯·福山，2015，《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6］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7］葛传红，2016，《争论中的“基因政治学”：理论、方法与范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118］杰佛瑞·布伦南、詹姆斯·M.布坎南，2012，《宪政经济学：规则的理由》，冯克利、秋风、王代、魏志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9］卡尔·马克思、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2章。 ［120］罗伯特·诺齐克，2008，《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1］罗伯特·阿格拉诺夫、迈克尔·麦圭尔，2007，《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李玲玲、鄞益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22］理查德·H.泰勒、卡斯·R.桑斯坦，2009，《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刘宁译，中信出版社。 ［123］曼瑟尔·奥尔森，1995，《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格致出版社。 ［124］尼科洛·马基雅维里，2017，《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 ［125］全钟燮，2008，《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孙柏瑛、张钢、黎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26］罗伯特·米歇尔斯，2003，《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127］塞缪尔·E.芬纳，2015，《统治史（全三卷）》，王震、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28］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2008，《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9］托马斯·霍布斯，1985，《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 ［130］托马斯·皮凯蒂，2014，《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汤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131］乌尔里希·贝克，2004，《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132］约翰·罗尔斯，2009，《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3］以太·亚奈、马丁·莱凯尔，2017，《基因社会：哈佛大学人性本能10讲》，尹晓虹、黄秋菊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34］尤金·巴达赫，2011，《跨部门合作：管理“巧匠”的理论与实践》，周志忍、张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35］Kooiman Jan，Jentoft Svein，2009，“Meta-Governance：Values，Norms and Principles，and the Making of Hard Choices”，Public Administration，87（4）. ［136］Neame Alexandra，2003，“‘What is Man？’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ing Genetics”，Social Alternatives，22（1）. ［137］Salter Brian，Jones Mavis，2002，“Regulating Human Genetics：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Biotechnology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Health，Risk & Society，4（3）. ［138］Suhay Elizabeth，Jayaratne Epstein Toby，2012，“Does Biology Justify Ideology？The Politics of Genetic Attribu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77（2）. ［139］陈寒非，2018，《乡村治理中多元规范的冲突与整合》，《学术交流》第11期。 ［140］陈健，2018，《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 ［141］崔智友，2001，《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142］道格拉斯·诺斯，2008，《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 ［143］丁胜，2018，《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自发秩序与乡村治理》，《东岳论丛》第6期。 ［144］高其才，2019，《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农村·农业·农民》（B版）第3期。 ［145］耿旭，2014，《公共政策领域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进展——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46］韩瑞波，2017，《协商民主研究在中国：现状、向度与展望——基于CSSCI的文献计量分析》，《社会主义研究》第3期。 ［147］何阳、孙萍，2018，《“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6期。 ［148］贺雪峰，2007，《乡村治理研究与村庄治理研究》，《地方财政研究》第3期。 ［149］贺雪峰、董磊明，2005，《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150］季丽新，2009，《新型农民组织对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独特贡献》，《理论前沿》第5期。 ［151］江维国、李立清，2018，《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响应：乡村振兴下的乡村治理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 ［152］金太军，2004，《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的对策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 ［153］荆月新，2015，《“礼治”观念回归的法治意义解析——以民国乡村自治立法为例》，《理论学刊》第9期。 ［154］冷波，2018，《村庄规则之治何以实现？——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第3期。 ［155］李昌平、董磊明，2004，《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156］李增元，2014，《“社区化治理”：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人文杂志》第8期。 ［157］林尚立，2005，《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复旦政治学评论》第3辑。 ［158］刘海飞，2009，《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期。 ［159］陆益龙，2015，《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现实基础、主要问题与实现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5期。 ［160］罗式胜，1994，《文献计量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 ［161］罗万纯，2016，《村民自治进展及制度完善》，《农村经济》第11期。 ［162］南刚志，2011，《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中国行政管理》第5期。 ［163］聂火云、郑利华，2007，《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结构问题探讨》，《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 ［164］任博，2018，《基于CSSCI的国内公共服务职责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165］桑玉成、孙琳，2012，《论政治运行中的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66］沈延生，2003，《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战略与管理》第1期。 ［167］司晓悦、王颖，2013，《我国政府形象研究进展（2002—2012）文献计量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168］汤建民，2010，《国内教育学科论文合著情况研究——1998—2007 CSSCI文献计量和作者合作图谱分析》，《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169］王敏、杨兴香，2018，《构建法治框架下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人民论坛》第11期。 ［170］王晓毅，2018，《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71］吴家庆、苏海新，2015，《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172］吴妤、梅伟伟，2010，《协同学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探析》，《经济与管理研究》第3期。 ［173］伍若梅、孔悦凡，2010，《共词分析与共引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情报资料》第1期。 ［174］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 ［175］徐茜，2018，《乡村治理也需要“德治”》，《人民论坛》第30期。 ［176］徐勇，2006，《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学习与探索》第6期。 ［177］徐勇，2003，《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78］徐勇，2009，《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前沿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179］徐勇、赵德健，2014，《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80］许远旺、陆继锋，2006，《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181］杨建国、段金德，2018，《国内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知识图谱与进路研判——基于CNKI中CSSCI期刊论文（2006～2016）的计量分析》，《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82］杨晓曦，2015，《宗族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以河南省X村为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183］张春华，2012，《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学术界》第2期。 ［184］张新文、张国磊，2018，《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85］张艳娥，2010，《关于乡村治理主体几个相关问题的分析》，《农村经济》第1期。 ［186］张艳国、尤琳，2014，《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2期。 ［187］张艺颉，2018，《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与转型路径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88］郑红娥、贺惠先，2008，《乡村治理的困境与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第7期。 ［189］朱凤霞，2018，《国内协商民主研究：热点、发展脉络与趋势——基于CNKI数据库的知识图谱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190］朱亮、孟宪学，2014，《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比较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第6期。 ［191］Bradford S.C.，1934，“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Subjects”，Engineering，（2）. ［192］戴先任，2017，《“道德银行”：移风易俗的“钥匙”》，《农村工作通讯》第20期。 ［193］邓志锋，2012，《关于我国助老服务“时间银行”建设的思考》，《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 ［194］黄峻、王立彬，2017，《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农业农村部官网，http：//www.moa.gov.cn/ztzl/ncgzhy2017/zxdt/201801/t20180103_6133744.htm。 ［195］金菁，2015，《何斯路：重塑现代“桃花源”的真、善、美——何允辉和他的魅力幸福乡村寻梦路》，《学术评论》第1期。 ［196］鲁可荣、胡凤娇，2017，《“何”风润心田 斯路传薪火》，《学术评论》第4期。 ［197］毛文学，2016，《加强浙江文化软实力支撑的对策研究——以义乌为例》，《当代经济》第5期。 ［198］彭炎辉，2017，《代际双重绑定时间银行：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西北人口》第6期。 ［199］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0月18日。 ［200］项俐，2014，《合肥望湖社区开办“时间银行”存储志愿服务时间》，万家社区网，http：//365jia.cn/news/2014-08-11/627EC75C1A896D68.html。 ［201］新华社，2018，《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202］徐雅，2016，《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兼谈“时间银行”的重构》，《商业经济研究》第6期。 ［203］朱启臻、胡方萌，2017，《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204］郑家昊，2018，《作为总体性存在的“治理工具”：实践特性与理论确认》，《探索》第1期。 ［205］Salamon L.M.，Lund M.S.，1989，Beyond Privatization：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ction，Washington D.C.：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206］本书编写组，201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7］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8］黄宗智，2008，《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第2期。 ［209］李建兴，2015，《乡村变革与乡贤治理的回归》，《浙江社会科学》第7期。 ［210］马永定，2015，《乡贤及其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绍兴市孙端镇村级乡贤参事会为例》，《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期。 ［211］周军宏，2015，《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探析》，《南方农村》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