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11出版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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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为考察对象,包括他在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和后俄国形式主义时期的诗学建构。具体涉及诗学理论语境和陌生化理论、诗语理论、叙事理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其中陌生化理论作为理论核心,直接影响并“参与”其他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开启了20世纪欧美诗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在这场文学革命中,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具有旗帜性作用。本书也以此为核心,历史地、辩证地审视他的整个诗学理论,并将其置于俄国形式主义及20世纪欧美诗学背景中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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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参考文献
图书详情
ISBN:978-7-5097-9776-1总页码:196
字数: 194千字装帧:平装
内容简介
本书以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为考察对象,具体涉及诗学理论语境和陌生化理论、诗语理论、叙事理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其中陌生化理论作为理论核心,直接影响并“参与”其他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开启了20世纪欧美诗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在这场文学革命中,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具有旗帜性作用。本书以此为核心,历史地、辩证地审视他的整个诗学理论,并将其置于俄国形式主义及20世纪欧美诗学背景中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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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欧洲还是俄罗斯都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更是笼罩在山雨欲来的恐怖气氛中,以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可布逊为首聚集了一群大学生,他们率先在文学艺术领域举起反叛的大旗,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为20世纪西方诗学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分为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和后俄国形式主义时期。俄国形式主义时期,什氏以离经叛道的姿态,向庸俗社会学对文学艺术的粗暴干预发起了最猛烈的冲击,试图冲出这一牢笼,以建立文学艺术的独立王国。后期虽然经历了修正与发展,但仍与社会学批评截然有别,不仅仍贯有前期的理论精髓,以探索文学独立价值为鹄的,而且理论视野由前期对个体的疗愈跃升为对全人类的拯救。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的提出离不开当时俄罗斯及欧美诗学、语言学的发展,在俄罗斯,文学艺术不断沦为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资源库,沦为实现现实功利目的的手段,这直接激发什氏对文学独立价值的关注,坚决与上述传统批评决裂,促发了20世纪初俄罗斯文论界的震荡。同时,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更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什氏语言学基础为其老师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在注重语言的审美心理效果、共时与历时相统一等语言观方面都受到了库尔德内的影响。而在欧美,什氏不仅实现了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话”,而且更直接地受到审美现代性“非理性”诉求的启示。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以陌生化(отстранение)理论为核心,并在其影响下建构了诗语理论和叙事理论,实现了诗语的难化和情节结构的延宕。什氏前期通过陌生化理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学作品本身,坚决摒弃传统批评强调的内容,赋予“形式”以本体地位,它是唯一可以代表文学作品合法性的存在。后期,虽然引入“内容”,但其观照的并非现实生活的功利关系,而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黄金世纪”。陌生化理论以追求艺术表现的“陌生”性为显性特征,其实,其根本是在强调艺术活动的创造性特质,逻辑实现过程可以呈现为陌生化“自动化”陌生化三个阶段,读者也共同参与到这种创造活动中。什氏的陌生化观念赋予形式(форма)以新的内涵,彻底颠覆了传统内容、形式二分法基础上的形式观。但这种新形式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从最初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到形式本体论的提出,后期又提出形式、内容统一论。后期什氏多用结构(структура)一词取代前期的形式,这使其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关系更加紧密和复杂,而什氏本人多是在简化结构主义的结构理论的前提下比较其与自己的形式(结构)的关系,强调自身理论的优越性,其实二者之间的真正区别主要表现为本体论与方法论、具象性与抽象性、创造性与“机械性”的不同。陌生化理论的目的在于通过恢复艺术自律,而真正解放被禁锢的自由人性,与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纲领遥相呼应,但什氏在艺术方法的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比唯美主义者走得更远、更彻底。
什克洛夫斯基的诗语理论相对于叙事理论更受研究者的关注,它彻底颠覆了传统诗语的工具地位,强调诗语的难化。在陌生化理论的影响下,前期将诗语提高到诗歌的本体存在层面,并将诗语与包括日常生活语言在内的所有非文学语言加以严格区分,只有在这种区别中,才能实现诗语的建构。同时,在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影响下,什氏在诗语中实现了共时与历时的统一,且重视历时性,这不仅确证了其语言学基础为库尔德内,也确证了其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距离。诗语与非文学语言的唯一区别,是接受者获得陌生感与否。通过诗语创造的可感视像能使读者获得自由的感受,以解放被繁复的日常生活所遮蔽的自由人性。在这一点上,他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领袖人物雅可布逊的语言学诗学形成了明显差异,尽管二者都以恢复“文学性”为根本使命,但由于对诗学与语言学关系的迥异认识,导致二者对“文学性”的深层理解渐行渐远,越来越表现出侧重人文主义和侧重科学主义两种不同的倾向。与什氏的诗语理论遥相呼应的是英美新批评诗语理论,二者虽然几乎同时开始孕育,又都以诗语为研究对象,但却呈现出许多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特质。
其实,什克洛夫斯基的叙事理论同样成就卓著,它在前期与诗语理论平分秋色,后期则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西方叙事理论的发展由来已久,但什氏的叙事理论对其在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西方叙事理论发生的两次转变中,什氏的叙事理论始终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这也凸显了什氏理论视野的前瞻性。在为情节形式的祛魅中,独尊情节形式的内部研究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叙事理论中达到顶峰。什氏诗学后期开始回归“历史”,叙事理论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开始关注作品的思想功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逐渐放弃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单纯的内部研究,开始将内、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其他学科,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研究叙事作品。后期,什氏在对情节结构关注的同时还对其中的叙事时间、人物形象等做了独特阐释,叙事时间的舞步可以增强情节的延宕效果,它不同于一般被人强调的相对于现实时间或快或慢的时间呈现,它在整个叙事舞台上,体现出假定性与现实性、矛盾性与双重性等特点。人物形象与叙事时间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一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并非来自同一个时代,他们同作家一样,都是“不在自己位置上”的人,他们要探寻的就是其应有的位置,实质上,这也是对陌生化理论追求的“黄金世纪”的探索。
纵观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纵然存有“阿喀琉斯之踵”,如前期对“内容”的激烈反对,以及表现出的一些理论悖论,但其在20世纪西方诗学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所以,对于什氏诗学的研究要坚持开放、辩证的审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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