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

地方志自先秦萌芽，经过汉魏隋唐的编修实践，至宋代其体例基本确定。元以后，地方志的种类日渐丰富，并且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而在地方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近代方志既传承古代方志，又促成现代方志的基本定型，实现了方志的重大转型。
民国通志馆的大规模创办，肇始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的行政推动。而通过对奉天、山东、安徽、云南、河南、绥远、陕西、河北、甘肃、热河、上海、广东、新疆、察哈尔、湖北等省市通志馆创办的历史背景、经过与运作样态的考察，系统勾勒民国通志馆兴办的历史概况，探索各省市通志馆同人创新编修模式、形成方志学理论与革新志书体例的历史面相，可为窥探民国通志馆大规模创办背景下近代方志转型发展的历史提供重要支撑。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的局面，为民国通志馆的大规模创办提供了客观条件；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的颁布，则为各省市通志馆的创办提供了政策依据与体制保障；而从这一时期各省市通志馆创办与运作的过程可以看出，修志基本上形成了政府主导、学者主持、社会人士广泛参与的格局。
上述修志格局的形成，深刻地影响着各省市通志的编修。加之各地修志因种种主客观因素，在编修模式的选取、修志理念的形成与志书体例的制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使得近代方志转型的历史过程与影响因子更趋多元，折射出近代方志转型的复杂历史场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段历史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侵华日军到来前的相对稳定时期，故堪称民国修志的黄金时期，也无疑是近代方志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循着民国通志馆兴办与方志编修开展的历史脉络，探索修志格局形成、编修模式选取、方志理论演化以及志书体例因革的历史样态，无疑是揭示近代方志转型发展内在理路的重要环节。
民国通志馆大规模创办以及各省市通志兴修的局面，因侵华日军的到来而被打破，导致民国通志馆发展进程的中辍。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日军侵华战略的演进下，奉天、热河、河北、察哈尔、安徽、上海、广东、湖北等省市相继沦陷，其通志馆业务也被迫中断，而绥远、甘肃、河南等省志稿编竣后，也因战火侵袭未能印行。可以说，日军侵华造成的社会动荡局势给民国通志馆的运作带来严重干扰和打击，使得近代方志转型的进程历经曲折，民国修志被打上“乱世修志”沉重烙印的同时，近代方志转型的历程也更趋复杂化，由此表现出日军侵华政策的演进与民国通志馆运作的动态调整、伪政权下通志馆的曲折发展、文化抗争背景下方志体例的“似因实创”、“抗战建国”背景下“方志文化”理念的提出与阐扬等历史面相。
近代方志转型的延续，是伴随着民国通志馆的恢复与重建而出现的。从1941年江西通志馆成立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浙江、宁夏、上海、南京、台湾等省市通志馆相继恢复或成立。应当指出的是，这些通志馆大多恢复或成立于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战时修志是其主要的特点，而民国通志馆恢复重建的历史逻辑与后人关于抗战历史的界定并不一致，其背后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通志馆同人对赓续修志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执着追求，更是时人对“方志文化”价值与重要意义的深刻思考。
“科学方法”应用于修志实践，是恢复重建阶段各省市通志馆运作的一大特色。与通志馆大规模创办时期，方志界注重“方志学”与“科学方法”的理论探讨不同，这一时期通志馆同人多从修志实践中探索“科学方法”的应用之道，他们对旧志的体例、篇目、内容及编纂技术与方法等予以调适和扬弃，大大凸显了方志的科学性和时代特征。这既是方志理论经过充分研讨后不断沉淀和升华的结果，亦是民国通志馆恢复重建背景下修志实践与理论指导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由于恢复重建阶段的特殊历史背景，这一时期通志馆的运作受到时局动荡与政治更迭的严重影响。一方面，日军侵华的战争威胁在在影响着修志业务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通志馆的官方运作背景，决定了其难以避免政局更迭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国民政府派系斗争背景下通志馆的人事纠葛，不仅仅反映了乱世修志的艰难，更折射出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走向。
总之，创建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民国通志馆，经历了抗战前的兴盛、战时的中辍、抗战中后期及战后的恢复重建三个阶段，形成了政府主持创办、学者参与纂修、社会多方互动的修志格局。以民国通志馆为切入点，探索近代方志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背景下的国家意志与地方意识、民族主义与乡土观念、旧的价值系统与新的知识形态、传统修志观念与近代科学方法等，各种复杂关系交相互动的历史场景，既对当前中国新方志编修、地方志系统机制体制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理论支撑。
关键词：通志馆　方志学　地方志　方志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