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小说与士人文化心态

本书首先综述清初小说的创作概况和文化生态，接着以清初小说创作中的故国情结为切入点，通过对代表性小说作家与小说流派的个案分析，点面结合，研究清初小说创作以及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
清初指清军入京定鼎即顺治元年(1644)至收复台湾，全国归于一统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这是既不同于故明时期，亦不同于全国统一以后的清时期。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者的主要精力放在用军事统一全国上，在政治上则对汉族知识分子软硬兼施，以笼络为主来构建自己的统治基础，因此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管制相对宽松。
在此背景下，清初小说创作繁荣并具独特特征。短短约40年的清初，小说刊刻近200部，是现存的整个明代小说数量的总和。小说形式亦是丰富多彩，白话、文言小说都很兴盛。文言小说中志人、志怪、琐语、箴规各种文体全备；白话小说里既有话本小说又有章回小说。小说流派纷呈，时事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艳情小说都呈现创作生机，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小说也多次重版，且产生了清初独有的现象——公案小说的消亡与代之而起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勃兴和时事小说的繁荣。
清初小说创作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其现存作品80%以上都与苏浙相关。作者成分的文人比例高是清初小说的又一大特征。白话小说的作者，最初只是书会才人、书商或者书商雇用的写手，明代中叶以后，文人方频繁参与创作，晚明则出现了冯梦龙、凌濛初这样的知名作家。清初小说作者不仅文人多，而且政治身份也比较多样，如有遗民、逸民，还有贰臣及清初新一代官吏，当时几乎各类人参与了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清初小说还具有鲜明的谋利倾向，这和明清易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朝易鼎使明代大批的读书人或因战乱失去了科考机会，或忠于旧朝主动放弃科举，传统的学而优则仕道路走不通了。为谋生，不少人成为职业作家、出版人。清初很多书都是改头换面，粗制滥造的抄袭、改编之作，射利倾向明显，在江南甚至出现了专门出版通俗小说的著名书坊啸花轩和专业订书人步月主人。蕴含深沉的故国情感是清初各阶层怀着各种目的所著小说的共通特征。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家都是由明入清的文人，这个小说作家群经历明清鼎革，其创作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他们身跨明清两代，对已被推翻了的明朝，或多或少都怀有故国情结。在表现形式上，有的坚决反抗，有的逃避现实，有的虽认可新朝但在心中不断自我开解。这些情结也渗透在他们的小说作品中。
与之前和之后的小说相比，清初小说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这和当时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清初故国情结蔓延:思想界，经世致用的反思学风盛行。史学界，修史之风兴起。文学界，文学作品则与现实相连，反映时代风气：清初诗歌注重以诗纪事的诗史作用，注重诗歌对诗人身世和时代风气的反映。散文领域，清初传记文盛行，这批传记文或记录鼎革之际的忠臣志士的情状，或记录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形，深具易代之际的特征；清初的小品文在对绝小物事的描绘中饱含对晚明精致生活的回忆，在其中寄寓故国之思、遗民情怀。戏剧领域，清初戏剧中尤其是杂剧里故国之思和感伤情调成为主要基调；故国情结影响下的清初小说更是呈现与明末小说不同的新局面。就小说流派而言，曾在明末喧闹一时的公案小说，在清初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将故事背景定在风光绮丽的江南，但事实上，清初的江南经过清兵铁骑的残暴践踏后，已是一片狼藉，小说中的江南是士人心中的江南，是故明的江南，而对江南生活的描绘和怀恋也是对故国的怀恋。在话本小说上，与明末话本注重道德劝惩和期望补天来挽救颓败世风相比，清初的话本小说更注重全面地批判和总结明亡教训。清初的时事小说也与明末不同，明末的时事小说多关注魏阉专权、辽东战事、农民起义等具体事件，并且很多带有将小说作为政治攻击工具的倾向。而清初的时事小说在论述当时的事件时，掌握的材料更全面，态度更客观，其目的也多在于反思历史，寻找明亡原因。且时事小说仅存于清初特定的时间段，之后随着文字狱繁兴，政府对思想控制的加强，为规避文祸，不少人钻进故纸堆，将自己一生的聪明才智耗费在烦琐的考据上，畏谈时事与国事，时事小说也随之消亡。从小说创作手法来看，与明末小说多编创相比，清初小说的独创性更强。清初有更多的文人致力于小说的创作、评点、出版、传播，这使清初小说有着更鲜明的文人特色，但又因这些文人多将编创小说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清初小说又有着很强的商业性。清初故国情结蔓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江南文化发达，出版业繁荣，文人结社活跃，以及易代造成的创作者和读者群体的扩大，都为清初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本书将清初小说作家的个案分析和清初小说创作流派的分析相结合，探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下的士人心态。在具体做法上，本书选择了丁耀亢、陈忱、李渔、烟水散人为清初小说家的代表。小说流派的代表是才子佳人小说和时事小说。丁耀亢、陈忱、李渔三人处于不同的环境，面对王朝易鼎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代表了清初三种不同的士人心态。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和时事小说的繁荣是清初小说流派的重要特征。
丁耀亢生在山东，丁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堪称世代官宦。明末的北方备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影响，北方士人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恨之入骨，盼望过太平生活。清军打着为明朝复君仇的口号入关，入关后，很快剿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使北方结束了兵荒马乱的日子，恢复了正常生活。因此，以丁耀亢为代表的北方士人对清朝并没有太多的仇恨和反抗，他们把亡国之恨归结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感激清军剿灭“亡国之贼”即农民起义军，感激世界重现太平。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能重新找回和保护自己在战乱中失去的财产，如何能够重振家业。所以，与南方士人相比，清初北方士人更愿意与新朝合作，也更能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和倚重。
南方情况则与北方恰恰相反。农民起义军的侵扰很少触及长江以南区域。江南历来富庶，一直过着歌舞升平、诗酒流连的幸福生活。直到清军南下的铁蹄打破了这份宁静。剃发易服的文化征服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腥杀戮都激起了江南人的激烈反抗和对清朝的极度仇恨。多个南明小王朝的相继成立也吸引反清复明爱国遗民的纷纷南下，盼能成就兴国大业，一时南方反清复明的遗民情绪蔓延。与北方相比，南方士人的反抗性更强，对清朝的仇恨更深，不合作的态度更坚决。所以清朝建立之后，对南方士人一直严加防范，不敢信任，并由此引发清初轰动一时的江南科考案、通海案、奏销案、哭庙案，其实质就是给南方士人以威慑。
在这样的环境下，与北方相比，南方士人对新朝的反抗和不合作的情绪更浓。他们或者结社集会，力图成为反清复明的遗民；或者不参加新朝的科举考试，拒绝入仕，拒绝为新朝效力，成为疏离政权的逸民。陈忱就是南方遗民作家的代表，他加入惊隐诗社，积极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所写《水浒后传》一书亦是忠贞爱国之作。李渔与烟水散人则是南方逸民作家的代表。他们本有济世之才，却因山河失色的王朝易鼎改变了人生方向。自古“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最佳选择，拒绝出仕就意味着失去了晋身之阶，甚至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与依靠。为糊口谋生，李渔选择了带着家庭戏班编演戏曲，以在达官贵人之门打秋风为生；烟水散人则为书坊编历史演义、才子佳人甚至色情小说来砚田糊口。
就小说流派而言，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和时事小说流派的繁荣是清初小说流派的重要特征。才子佳人小说指的是清初出现的一批在内容上以描述才人佳人遇合、恋爱故事为主题的单独成书的白话章回体小说，它是清初重要的小说流派。长期以来，其陈词滥调的思想、千篇一律的情节、近乎白日梦似的逃避现实的故事，以及预设背景的江南模式都是学界竞相批评的对象。事实上，才子佳人小说的江南模式、对亡国的批判与反思、对贞节观念的强调及弥漫全书的隐逸情结都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故国之思，深具时代特点。江南背景一直是才子佳人小说遭到诟病的主要模式化表现之一，它指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整体体现的鲜明的江南特色，才子佳人小说作者或修订者多是江南人，故事背景普遍设在江南，主人公主要活动地点在江南，文中充满了对江南的依恋和热爱：令人陶醉的美景，热闹的集会，充满乡土和人情味的民风民俗。这也是引发学界对才子佳人小说批判的重要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在国鼎两易、山河改色的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以流派的形式出现，其作者不顾清初现实，将背景设在千里温柔乡、一片繁华地的江南，是落寞文人逃避现实的表现，是失意之人借乌有之邦做黄粱美梦。事实上，清初的江南已经是一片狼藉。由于多尔衮对江南强制推行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重赋等多项高压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激起了江南人的反抗。为一统全国，清朝还对江南实施了强硬的征剿方针，继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之后，又先后派出亲王、贝勒及亲信重臣等担任各种名号的大将军，轮番率兵对江南各省以及四川各地进行征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除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外，江南各地大多遭到屠城。细思历史，与现实相对应，就会发现，才子佳人小说里的美好江南，只是作者心中的江南、梦中的江南，是作者对自己年少时在承平故明的美好时光的回忆。小说的作者是用怀念回忆的方式在作品中构建一个自己梦想中的故国江南。除江南模式外，才子佳人小说中隐含着对亡国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思考，十分强调贞节观念，文中多隐逸结局，这与清初的明遗民思潮一致。经历过国破家亡的伤痛，明遗民痛定思痛地反思亡国之因，这些反思在才子佳人小说中都有反映。
时事小说的繁荣也是清初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明末巨大的危机感和明亡之后的切肤之痛，使作家从崇尚空谈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转向正视现实，提倡反映现实、经实致用的文学，表现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忠诚的伦理救世的思想。这种文学思潮反映在诗歌领域是“诗史”论，反映在词领域是“词史”论，反映在小说领域是时事小说的兴起。清初时事小说的作家在小说中或保存史实——存史以存故国；或反思明亡教训；或辨别是非，建白朝政；或批判权奸，褒奖忠烈，表现鲜明的时代特点，并蕴含着深沉的故国情结。
综上，整个清初的小说创作反映了明清变迁之际的文人心态，深深地打着故国情结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