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国与琉球文学关系考

明清之际，琉球与中国有着500多年的邦交（宗藩）关系，历任琉球王为明清皇室册封方具合法性，明清两朝册封使率团前往琉球或谕祭已故琉球王，或为新登基的琉球王举行册封仪式，抑或琉球朝贡使前往中国，是两国人民极为珍视的外交事件，数百年间从未间断。历代中国册封使，留下了以册封使录为主的大量珍贵文献，其中不乏精彩的文学描述，成为明清之际中国文坛海洋书写中精彩而集中的一道风景。相应地妈祖神迹成为中国涉琉文学的重要意象，而钓鱼岛题材诗歌为明清中国与琉球海上边界的表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详见补编）。
明清有大量以琉球为文学题材和意象的作品，明清涉琉文学作品的中方部分（详见上编与中编），最为集中地出现在历代《使琉球录》（明代有陈侃、郭汝霖、萧崇业、夏子阳4种，清代有张学礼、徐葆光、李鼎元3种，另有周煌、齐鲲、赵新《琉球志略》3种）中。“使录”虽是史体，却不乏文学性的描述，而且收录了很多由册封使所撰的可读性很强的游记、碑记和文赋；有的附有使臣们行程中的唱和（如明万历正副册使萧崇业与谢杰的《皇华唱和诗》），还有很多使琉作品并未出现在“使录”中，而是出现在个人的“别集”中（如汪楫《海东吟稿》、徐葆光《海舶集》、赵文楷《槎上存稿》等）。随同册封使前往琉球的一些文人、从客也留下了相当多的文学作品（如明崇祯册使杜三策从客胡靖的《琉球记》及附他本人的《中山诗集》，清乾隆册使全魁从客王文治的《梦楼诗集》）；一些与册封使有着友好交往的文坛朋友，在册封使行前归后就朋友使琉之事彼此进行诗文唱和也流传下来。
由于交往密切，中国文化大量东渐琉球，琉球文人习得汉语，运用汉语写作诗文成为琉球文化界备受推崇的事情。琉球国尤以久米村（今久米町）的文人在琉球汉语文学史上最为出色，留有程顺则的《雪堂燕游草》、蔡文溥的《四本堂诗文集》、周新命的《翠云楼诗笺》、蔡大鼎的《北燕游草》等别集。琉球文人的作品还被明清使琉官员收录在他们的使录文献里（如清汪楫的《中山沿革志》所附“中山诗文”、清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所附“中山赠送诗文”），琉球留学中国官生和勤学生在中国学习了汉语诗文的写作（官生作品集有孙衣言辑《琉球诗录》、徐干辑《琉球诗课》和《琉球诗录》三种），他们在华期间以及回国之后留下了大量的汉语诗文。（详见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