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研究（1925～1937）

社团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组织方式演变和进化的重要特征，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社会加速近代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完善社团治理结构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实现社会控制、重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治理结构的分析，考察其党政二元的双轨制体系构建过程，有助于解读国民政府通过社团治理推动社会进化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意图及其成效，管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 南京国民政府对党政二元社团治理结构的构建历程体现了国家与社会视域下的新型关系。在全球竞争环境中，传统的简约治理已经不能胜任，为了应对强大的外敌，近代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的重新组织来聚合和动员民间力量。自国民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对于社团始终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控制意图，以有限的权利让度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纳入到政府的治理体制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然而，发展社团和控制社团两种意图本质上具有矛盾性，民间社团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其脱离政府控制的自主意识，以官方意识为主导的法制体系终将由于内在的不协调而面临方向性的抉择。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政二元社团治理结构随着其政权覆亡、“法统”终结而成为了历史，但做为近代中国统合社会力量、直面国际竞争的有益尝试，社团治理的制度设计仍然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意义。 社团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组织方式演变和进化的重要特征，完善社团治理结构是国民政府实现社会控制、重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对1925~1937年国民政府社团法制进行分析，有助于解读国民政府通过社团治理推动社会进化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意图及其成效，管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始自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在“党治”理论指导下，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治理框架，试图通过社团法规使民众组织化，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和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表达了通过社团来打造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实体的强烈愿望。虽然其整合民众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作为近代中国政权统合社会力量的尝试，国民政府的社团法制设计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