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发展报告（2016）

纵观2015年，土耳其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动，出现了近半年的权力真空期。随着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称正发党）成功度过选举危机，土耳其未来四年将继续在正发党的领导下进行国家建设。正发党之所以能够维持长达13年的“选举霸权”，是依靠土耳其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近三年土耳其经济的持续衰退逐渐引发了土耳其民众的不满情绪，抗议活动频发，甚至IS恐怖活动也已经蔓延到土耳其本土。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因素压倒民主自由，成为2015年土耳其社会的主导因素。随着难民问题及反恐战争的逐步推进，土耳其似乎正在尝试修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个以强人政治为特点且竭力向西方靠拢的土耳其似乎正在归来。
一直以来，正发党都将建设“新土耳其”作为其执政的主要抓手，而“选举霸权”能否持续直接关系“新土耳其”建设的成败。2015年土耳其的议会选举对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本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一来关系到正发党的执政根基，二来关系到埃尔多安本人的总统生涯。2015年6月7日，正发党一党执政的历史差点被改写。11月1日，正发党在第二次议会选举中获得近50%的选票，再次获得一党执政的机会。《2015年土耳其议会选举观察》一文认为，正发党在许多方面必然是与众不同的，民众也更为认可“新土耳其”的目标。但是，这次选举也给正发党敲响了警钟。正发党应该摒弃现在的党派政治，一方面将重心放在国家的战略问题上，为打击恐怖主义、保护难民、复苏经济、维护国内安全稳定而努力；另一方面也应该强化多元政治的重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包容、强大的政府，如此才能克服土耳其政治和社会根深蒂固的“多元而无共识”的困境。
《伊斯兰政治的内部分裂: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一文认为，正发党与居伦运动之间的龃龉正是这种“多元而无共识”的一个具体表现。长期以来，阻碍土耳其实现完全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政府精英的威权主义。伊斯兰团体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重新解释其政治观点，改变其对世俗主义和民主的态度；而且，民主进程也促进了伊斯兰观点和话语的温和化。但是，当代的伊斯兰运动不是同质的，而是不同的团体重新定义伊斯兰的异质化运动。正发党和居伦运动之间也存在着分歧，或许土耳其需要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契约”来更好地解决社会的分裂问题。
虽说土耳其的政治环境暂时稳定下来了，但长期以来埃尔多安建立的“威权”政治并未消失。一直以来，埃尔多安政府不断地以行政手段干预土耳其经济的发展，使得土耳其经济的市场色彩淡化，政治色彩逐渐浓厚。《2015年土耳其宏观经济形势》一文认为，2015年土耳其的经济呈现出低开高走的势头，全年平均增速为4%，国民生产总值达19535.6亿新里拉（约7200亿美元），但受国际汇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15年土耳其的人均GDP降至9261美元。2015年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可谓有得有失，风险与机遇并存。“得”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回暖、经常账户赤字下降等方面，“失”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环境恶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的风险依然存在，土耳其政局能否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稳定是对土耳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考验，安卡拉能否在新的“五年计划”中改善土耳其的劳动力素质对解决高通胀及货币贬值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土耳其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或许会大于经济发展的风险，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状况或许会在某些层面影响土耳其2016年经济的走向。
在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独立工商业联合会及工商业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耳其独立工商业联合会25周年（1990～2015）》一文认为，所谓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背后所隐藏的是“伊斯兰资本”的快速发展。作为“伊斯兰资本”的代表，独立工商业联合会提供了一种宗教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发展模式，在土耳其甚至是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与之相对，工商业协会作为土耳其世俗派经济的典型代表，是土耳其目前运作最为成熟的商业组织。《2015年的土耳其工商业协会：商贸活动与社会参与》一文通过梳理工商业协会的宗旨、活动领域、历史分期等，认为国际化与民主化成为其当下主要的发展目标，但是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工商业协会在社会领域的参与和影响还主要停留在发声的阶段，其无法通过具体的行动改变政府的决策。
一般来说，人力资源储备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2015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一文分析了土耳其高等教育的固有体系及发展趋势，认为近年来土耳其政府一方面加大教育投入，实行教育改革，希望赶上欧洲其他国家的步伐；另一方面则加强伊斯兰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图掌控高等教育知识分子的舆论导向。在努力平衡宗教和世俗化教育发展的同时，土耳其高等教育还面临着区域教育水平差距、叙利亚难民教育以及女性教育与就业等方面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开始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难题。土耳其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一方面归功于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长期以来较为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土耳其的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保护》一文基于土耳其境内现存的历史文化遗迹，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史前遗迹和古代遗址；中世纪的遗址；安纳托利亚塞尔柱建筑；奥斯曼帝国的城市遗址和建筑。文章认为，土耳其政府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无论是技术保护、法律保护、行政手段保护，还是引导民众自发保护，都值得总结。近些年来，土耳其开展国际合作，完成了不少大型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为有效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土耳其生态问题与生态政策》一文对土耳其的环境保护政策做出了可贵尝试，文章认为伴随能源需求的逐年攀升、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土耳其的环境问题逐步凸显。考虑到正发党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基于生态政策的博弈在所难免。必须承认，即便处境艰难，正发党并未捉襟见肘，反而表现得自信满满；尽管发展经济依然是头等大事，但在处理某些环境问题和制定生态政策上，土耳其政府表现出了一定的行动力。
2015年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难说回暖，两国关系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得这一双边关系重回正常轨道依然显得“任重而道远”。但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说，日本有求于土耳其，土耳其则有求于中国，中日土“三国演义”战略趋势已经彰显。《土耳其与日本关系的新进展》一文认为，自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土日两国政府首脑互访频繁，经济、文化交流密切，日本在土耳其谋求到锡诺普核电站、马尔马拉海底隧道等一系列工程的建设及经济利益，土耳其也从日本获得了国家发展所急需的外资和技术，中国在这一组关系中必须正视日本与土耳其交往的有利条件，不可掉以轻心。《2015年中土关系的新进展》一文将“一带一路”看作中土关系发展的新契机。文章认为，经贸问题将会主导未来中土关系的走向；“东突问题”虽然还会持续成为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症结，但是土耳其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会日趋谨慎。总之，随着中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亚洲东西两端的崛起，两国未来在各领域的交集必然会越来越多，两国关系将在“战略合作关系”的框架下继续前行。两国关系的深化不仅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打开中东外交的新局面，而且也有利于土耳其实现战略平衡。中土双边关系的发展将对欧亚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叙利亚难民危机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持续5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产生了近450万难民，760万人在叙利亚国内流离失所。大量难民涌入叙利亚邻国，土耳其成为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数量达到了250万人，给土耳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给安卡拉的政策制定带来诸多困扰。根据《2015年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问题》一文所述，土耳其政府继续对叙利亚难民实行“门户开放”和临时保护政策，一方面，这使土耳其政府避免承担难民保护义务；另一方面，也使土耳其过度卷入叙利亚难民危机。叙利亚难民危机使当前的国际难民治理和保护体系崩溃，因此，土耳其政府开始将应急性救济政策转向长期性融合政策。同时，土耳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东难民危机”外溢欧洲的重要通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