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研究报告（2017～2018）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在这40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面对改革开放新时代，广东对外开放“先行一步”又将展开什么样的蓝图，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定位如何，其路径在哪里?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弄清广东已经走过的40年轨迹，总结对外开放成就，梳理未竟的事业和路径，发现新时代的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道路。
本年度“广东外经贸蓝皮书”主要纪念广东对外开放40周年。一是重点梳理广东对外开放体制改革过程及其制度变迁，包括内外贸体制变化的问题；二是梳理广东外贸方式和双向投资变化的问题；三是探讨开放新时代自由贸易港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热点问题。
“总报告”包括两篇报告，一是围绕国内外经贸环境的影响，探讨广东外经贸发展现实问题；二是围绕开放40年来广东对外开放体制变迁的成就和问题。
B.1是《广东外经贸形势分析报告（2017～2018）》。该报告分析了广东外经贸发展状况及趋势。在全球经济回暖、国际市场需求总体回升、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下，2017年广东进出口贸易出现较快的恢复性增长。2017年，货物进出口总额6.8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0%，其中，出口4.2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7%。以美元计，2017年进出口总额1006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4%，其中，出口622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2017年广东出口增速与进口增速均转为正值，进口增速大于出口增速；一般贸易规模及增速再次超过加工贸易；民营企业贸易规模逼近三资企业的贸易规模，其增速远快于三资企业的贸易增速。除对中国香港地区出口继续下降外，对其他主要出口市场均恢复增长。按照2017年发展趋势，2018年全球经济会继续复苏，但是，由于广东货物贸易结构还需要较长时期调整，而且不确定因素增多，出口仍承受较大下行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回落的预期以及逆全球化倾向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加剧，可能对广东外贸出口造成较大冲击。所以，以人民币计值的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可能为-5.0%左右，出口增速最大可能在-5.0%～0.0%；上半年增速可能以负为主，下半年增速可能以正为主。
B.2是《广东对外贸易制度改革逻辑及其绩效》。该文围绕开放40年来广东对外开放体制变迁成就和问题，探讨广东外贸体制便利化和自由化改革发展方向。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对外开放从局部开放到全局开放，从单向开放到综合开放，逐步形成全域和全方位开放格局，难度逐步增大。外贸领域逐步放松计划管制，沿着“外贸经营权—管理体制改革—市场机制—国际接轨—国际高标准”线索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艰难改革，已经初步形成了国际化外贸体制，便利化大幅度提高。但是，贸易自由化程度仍然不够高，还存在不少障碍，未来改革方向将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推动广东外贸高度开放，形成外贸开放新体系。在外贸体制开放的激励下，广东外贸多年一直引领全国外贸发展，成为外贸大省。新时代外贸体制改革、新机制建设和高标准规则建设将进一步推动广东外贸结构、市场结构、主体结构等诸多方面的调整，促进广东外贸区域协调发展、外贸方式转变和服务贸易发展，实现广东从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的跃升。
“广东开放40周年纪念专题”包括5篇研究报告，主要探讨广东对外开放制度变迁、加工贸易发展、服务业利用外资、广东双向投资以及内外贸体制一体化等问题。
B.3是《广东对外开放40年制度变迁研究》。该文将广东对外开放划分为初期、深化期、“入世”后过渡期、后金融危机时期四个阶段，从外贸、外资和“走出去”三个方面，对广东对外开放40年制度变迁的历程进行了分析。在外贸体制方面，经历了从不断放松管制，提高贸易便利化，加快建设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到对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阶段，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在外贸变化方面，经历了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出口商品从初级产品向制成品转变，并进一步向提高高技术产品份额的方向转变。在利用外资方面，对外企的市场准入范围不断扩大，在广东自由贸易区推行了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推动利用外资从“引资”向“选资”和“引智”方向转变；同时，实现了由原有单纯的“引进来”到现在“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转变，近几年，广东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在区域开放体系方面，从早期的经济特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到经济技术开发区，从珠三角到广东全域开放乃至在新时期进行高水平开放，扩大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自主权，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B.4是《广东加工贸易40年回顾及未来展望》。该文从广东加工贸易的优势、发展情况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三个角度入手，对广东改革开放40年来加工贸易变动情况进行了回顾。广东加工贸易发展先后经历了起步、迅速发展、巩固提高、转型升级四个阶段，现正迈入创新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广东加工贸易规模及其市场地位、增值率不断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加工贸易地位逐步被一般贸易取代，其进出口市场正逐步从港澳地区转向欧美等地区；加工贸易对广东进出口的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开始逐渐削弱，逐步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向创新发展阶段转变；出现了进料加工业务增长所带来的国内配套能力和内需的增加，推动加工贸易方式的产业链延伸。未来，广东加工贸易的发展可能会走向“优进优出，进出良性互动”模式，从以往的追求速度、忽略质量转为“降速提质”，走“绿色”和“高质”的创新发展道路。
B.5是《改革开放40年广东服务业利用外资分析与展望》。该文根据广东利用外资特点，把广东服务业利用外资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增长速度快，但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总体开放水平低；1993～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大幅度提高，其行业分布变化不大；2007～2016年，服务业超过工业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产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与租赁等生产服务业所占比重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服务业利用外资还存在行业结构层次低、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结合全球服务业资本流动特点——全球FDI主要流入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等行业，以发达经济体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为主要流入流出区域，以制造业海外分支机构为重要形式等——提出了扩大利用外资的对策建议，优化服务业利用外资行业结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结构，拓宽服务业外资来源地等。
B.6是《广东双向投资的发展历程研究》。1978年开始的经济开放为中国铺展了融入全球经济之路，一是通过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二是21世纪以来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为“走出去”提供了战略支撑。广东吸引外商（含港澳台）直接投资位居全国第一，同时在对外投资方面也一直走在前列，其对外投资存量超过第二名上海市将近一倍。在利用外资方面，广东吸收FDI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其外资来渠道单一，主要来自中国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独资经营逐步成为主要方式；外资逐步集中于制造业，近几年第三产业吸收外资所占比重上升。在对外投资方面，主要集中于中国香港地区，其次是北美洲；涉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业、橡胶轮胎生产等领域，对海外服务业的投资也占较大份额；资源开发项目及农业对外合作比较少。全球贸易低速增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逆全球化倾向、全球产业分工细化，可能影响中国的比较优势，导致贸易结构调整，从而影响外资投向，不利于广东吸引外资，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有所增加。
B.7是《改革开放40年广东内外贸一体化研究》。该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内外贸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认为1986年之前内贸发展度大于外贸依存度，1987年开始外贸依存度一直远大于内贸发展度。2014年，广东整合内贸与外贸管理机构，成立了广东省商务厅，开启内外贸一体化新时代。广东从管理体制、市场机制和企业主体三个层面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在加工贸易企业产品内销、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商品交易市场国际化和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内外贸一体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政策环境不完善，市场载体缺乏和企业经营模式差异等问题。内外贸一体化建设还必须加大“两个市场”的整合力度，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增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规范发展电子商务，增强专业市场的国际化功能，提升流通企业和制造企业国际化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时代开放任务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因此，本书开辟“新时代对外开放专题”，包括4篇研究报告，主要探讨对标国际规则、“一带一路”建设、贸易新业态等问题。
B.8是《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平台建设》。该报告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的问题，指出其本质是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来实现规则趋近和区域协调发展。在“一国两制”前提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陷入“制度困境”——香港与澳门属于独立关税区，粤港澳大湾区整个区域不可能构建一个相同制度的特别区域；内陆珠三角区域也不可能成为“独立关税区”，对外经济合作都是在“中国内地关税区”名义的基础上展开。因此，必须克服“制度困境”，降低规则和制度的摩擦成本，提高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及要素的配置效率，发挥内地与港澳各个区域的优势，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极化”和协调发展。有效办法是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谋划“自由贸易园（港/区）”及其功能平台。一是尽早谋划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港”群战略布局；二是重点推动广州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建设成高水平区域功能综合平台；三是完善深圳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电子围网，建设成高水平服务贸易功能平台；四是加快珠海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内关外”建设，打造高水平规则的人员自由流动的“国际自由岛”；五是推行海关特殊监管区升级改造，形成各具特色的“次级水平规则”专业特色功能平台；六是完善加工贸易监管模式，构建“飞地”型加工贸易园区开放平台；七是依托区内自由贸易园（港）区，对区内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9个高新技术产业区进行创新改造，建成高水平开放的“飞地”开放平台。
B.9是《广东与“一带一路”产业合作：贸易投资的竞合联动分析》。该文考查1995～2014年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状况，运用贸易和投资相似度和结合度指数对广东与沿线国家产业互补和竞争性的演进状况、贸易与投资竞合状况和联动性进行研判。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广东与东盟和南亚产业的竞争性最强，与西亚和中亚互补性最强；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滞后贸易投资对当期贸易或投资存在正向影响；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存在联动性，相对而言，投资增加的响应速度快于贸易增加的响应速度；“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的贸易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对产业投资的作用比对产业贸易的作用明显。
B.10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双边关系对教育服务贸易的影响》。该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6个国家2003～2016年来华留学生数量面板数据，探讨双边外交关系对教育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发现双边外交关系是发挥中国政治影响力从而扩大留学教育服务贸易规模的重要途径。在双边外交关系中，外交关系定位、建交时间、双边高层互访、友好城市的建设对留学教育服务贸易规模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治外交程度越高、建交时间越长、双边高层会晤越频繁、友好城市的建设数量越多，该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就越大。此外，文化距离对留学服务贸易规模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而通过发展政治双边外交关系可以有效地弱化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发挥政治服务于经济与社会的功能，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因此，可以利用外交手段拓宽外交渠道、支持民间外交，拓宽教育服务的合作领域等，发挥学校交往、师生往来的作用，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服务贸易的规模和水平，推动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
B.11是《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关税监管新政解析》。该文在梳理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关税监管政策的基础上，重点对2016年推出的包含跨境电子商务综合税的监管“新政”和2014年实行行邮税的“旧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监管“新政”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增加了低值商品的应纳税金，提高了低值进口商品的进入门槛；二是大幅度降低了价格为500～1000元的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商品的应纳税款；三是大幅度降低了价格在1000～2000元的中高档商品税款；四是大幅度提高了2000元以上高档商品的行邮税税率标准。监管“新政”实施效果符合其目的，抑制了跨境电子商务C2C模式、直购进口模式（B2C）的发展；促进了跨境电子商务保税进口模式（B2B2C，即B2B的衍生形式）的发展。B2B2C模式具有通关身份明确、商品送达及时和运输成本低等优势。因此，促进B2B2C模式发展不仅能够有效解决海关监管的难题，实现海关对电子商务进口数据的有效统计，而且可以避免商品以“自用物品”名义入关，有效增加关税收入。
总的来讲，中国开放40年来广东凭借“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在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体制市场化和国际化、贸易体制便利化和自由化取得巨大进展，利用外资领域和产业开放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及国际经济合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迈进新时代，广东对外开放将继续引领全国，一是不断扩大开放领域，提高整体开发度，在金融、电信、运输及物流、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扩大开放；二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体制建设方面，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加强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开放，推动广东自由贸易港建设；三是深化粤港澳区域合作，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四是加强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地位，增强连接“一带一路”建设的枢纽功能；五是扩大广东全域开放，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为全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