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是落实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基础，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是落实“藏粮于技”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举措。本书基于稻农一手调查数据，在分析稻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特征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了土地流转市场、社会化服务市场和非农就业市场发育限定条件下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并考察了社会资本在三大要素市场发育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的连接作用。本书可以为从事土地资源管理、农林经济管理、乡村地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教学人员提供参考，也可供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管理等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消费的绿色转型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但目前仍存在绿色消费需求不足、促进绿色消费的长效机制不完善等挑战。本书对八大重点领域的绿色消费政策进行了一致性和完备性评估，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了中国绿色消费发展指数，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中国绿色消费发展的综合水平，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和优化绿色消费工作的政策建议。本书既有理论分析的深度，也不乏实践操作的广度，为评估和推进绿色消费发展贡献了理论、方法、工具和优秀案例，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绿色消费政策和制度、行业和企业优化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消费者提升绿色消费意识和认知等提供路径和实践参考。

本书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为逻辑构架，在美丽中国视域下，既向内看，也向外看，不仅有对公民绿色生活意识提升机制构建的理论分析，也有相关的实践活动探究，以及二者辩证联系，立体式地揭示了当今时代我国公民绿色生活意识提升机制的现有向度和应有向度。

将绿色技术创新融入当前的环境政策当中，引导和激发企业自主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不仅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也是降低政府管制成本、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加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对于提升发展质量、提高发展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书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基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和分析框架、政府环境管制与企业环境战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从政府、企业、公众和第三方组织四个主体视角分别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

绿色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要推动力。工程绿色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即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工程建设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绿色建造，不断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不断提升工程质量和综合效益，使人、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和谐发展。2022年，中国工程绿色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国家公园建设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主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面积达11亿平方米，城市生活垃圾清运处理量达约1.88亿吨，土壤修复行业总规模达142亿元，钢铁行业节能、环保类投资达371.44亿元，新增风电并网装机容量3763万千瓦，建成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规模4549万千瓦。在对我国绿色建设政策法规的分析和总结基础上，本书从生态治理、城乡建设、工业、综合交通、循环经济等五个领域展开专篇介绍，着重梳理建设行业的先进绿色技术，尝试提出绿色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战略方向与实现路径。生态治理篇重点从国家公园建设、流域系统治理、污水提质增效、污染土壤防治等方面展开，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导、优化、倒逼和促进作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城乡建设篇重点从地下空间、管道工程、综合管廊等方面展开，通过积极调动城乡建设主体和使用主体的积极性，科学评价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综合效益，统筹推进“双碳”目标。工业篇重点从新能源工程、抽水蓄能工程、输变电工程、有色金属行业、钢铁行业等方面展开，通过合力打造绿色低碳产品供给体系，着力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全力推动工业领域自身的碳达峰。综合交通篇重点从道路运输工程、水上运输工程、民航工程、桥梁工程等方面展开，着重优化空间布局，建设绿色交通基础设施，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提升综合运输能效，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循环经济篇重点从危险废物处理、医疗废物处理、建筑垃圾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再生水利用等方面展开，构建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发展是进入新发展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大任务，也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必然要求。建设施工企业更要抓住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走上绿色、循环、低碳的科学发展道路，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中有所作为。

加快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是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是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践行制造大国绿色发展的重要责任担当。《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报告（2022～2023）》在总结我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经验成效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行业企业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具有战略性、先进性、代表性、前瞻性特点的课题，分为总报告、理论篇、行业篇、企业篇4部分，共计18篇文章，为我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总报告由全球视野入手，呈现了多数国家和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的战略布局，并梳理了我国在政策体系构建、能源体系转型、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也分析了当前我国工业绿色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多重风险和竞争压力。在此基础上，立足工业领域碳全生命周期管理，基于以“碳监测、碳减排、碳移除、碳资产”为核心的碳管理主要架构解析，深入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碳管理的路径方法，提出数字化碳管理架构模式，以全面实现工业领域数字化和绿色化深度协同、同步升级，助力我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理论篇展现了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与应用创新，基于标识解析体系在整合处理产业链的复杂数据、打通数据孤岛、打消信息共享顾虑、构建数据资源池、保护关键数据等方面的技术优势，研究构建了碳监测、碳足迹分析、碳产品认证等应用场景。聚焦光伏、可再生能源等战略性新兴行业，从用能结构调整、产业布局优化、技术创新、循环利用、标准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光伏供应链的降碳路径与建议。科学构建了可再生能源评估体系并以“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为例进行评价分析，研究发现良好的政策环境、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成熟度等都会对可再生能源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面向数字技术赋能碳市场与碳足迹等应用场景，深入剖析了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在可信碳计量方面的具体优势，以实现碳排放数据实时可知、可视、可控。还基于工艺过程碳排放模型和车间碳排放增量评估，构建了大型能源装备产品的碳足迹自动核算和全生命周期碳标签管理体系。行业篇剖析了重点行业的绿色发展现状及降碳脱碳路径。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有色金属、钢铁、建材等行业发挥了突出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降能耗、降碳排的绿色发展压力。因此本篇从政策布局、产业优化、科技创新、标准支撑、数绿协同、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行业转型降碳的发展建议。此外，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是装备制造业集聚式发展的重要载体，面向园区绿色高质量发展需求，本篇创新性地提出了园区数字化低碳发展模式。新型电力系统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电力通信大带宽、低时延、安全可靠等性能需求，电力物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并在用电信息采集、智慧用能、有序充电、光伏发电等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铀浓缩产业为清洁核电提供基础保障，近年来通过工艺改进、系统改造、设备升级等手段逐步向绿色低碳转型，行业将进一步实现“发展目标—科技研发—设计建造—生产运营—人才培养”全链条绿色发展。企业篇聚焦微观实践经验，详细剖析了数字技术在工业企业碳管理中的应用现状，主要呈现应用广泛、层次深入、多维连通等特点。聚焦能源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需求，展示了多种系统化解决方案，实现了能碳广泛连接与智慧管理，助力企业精益生产与效率提升。面对数据中心绿色发展趋势，展示了基于海底自然冷源打造的新型绿色数据中心案例，因地制宜促进数据中心节能降耗。

本书牢牢把握“敢为人先、务实开放、崇信守法、爱国奉献”的新时代粤商精神，精心挑选了制造类、能源类、民生类三大板块的十一家粤商企业案例，从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粤商企业面临的热点、难点、痛点，清晰展现了粤商企业的绿色化与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模式，以便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新时代绿色生活方式的建构既是对现实问题所作的回答，又是对新时代发展诉求的回应，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书以绿色生活方式提出的现实动因与困境为切入点，针对其新时代语境下的科学内涵、表现形式与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深度解读与概念创新，进而以科学的建构原则与逻辑，从物质基础的有效供给、绿色主体的价值培育、制度保障主客体的互动互构等多维度协同推进展开建构实践，这为加快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能。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相继提出“中国决定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源类产品”，“中国将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绿色通道’”。非洲农产品资源丰富、品质优良，是非洲国家的主要创汇产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挖掘对非农产品贸易潜力，不仅可以丰富中国进口产品来源、满足消费升级需要，又能优化自非进口结构，并提升非洲国家外汇收入和就业水平，助力构建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本书丰富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理论，并将自非农产品进口分为大宗农产品进口、“间接”进口以及“受限”进口3大类及12小类，以“非洲供给—中非流通—中国需求”为分析脉络，结合海关数据、调研案例、贸易政策等进行系统分析，围绕非洲农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中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较高、中非物流通道不畅、非洲产品国内需求培育不足等方面归纳扩大非洲农产品进口与建设“绿色通道”面临的市场难题和体制机制障碍，并结合湖南自贸试验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制度创新情况为中非农业合作注入新动能。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轨的关键时期，绿色创新作为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两大战略的有机融合与具体体现，旨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的双赢，同时也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和重要途径。这样一来，随着绿色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其竞争力的作用不断加强，各地在基于自身禀赋提高绿色创新能力的同时，其绿色创新的空间结构及溢出问题理所当然就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议题。然而，现实中地区间绿色创新要素流动受阻及其空间分布失衡却导致绿色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样一来，关注区域尤其是省际层面绿色创新空间结构的优化就成为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应有之义。基于此，本书在投入产出理论、系统论及空间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构建绿色创新投入产出转化的理论框架，以分析绿色创新投入、产出与效率的耦合协同机理，进而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空间收敛机制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01～2019年的面板数据，使用SFA与DEA模型对省际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多维测度和比较，同时借助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以及Markov链考察其时空差异特征及动态演化规律，进而运用地学统计分析、空间计量模型、机器学习及模拟等方法对我国省际绿色创新空间结构的特征及演化、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耦合协同的时空特征、绿色创新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绿色创新的空间收敛性、绿色创新空间结构的演化机理等进行考察，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第一，从绿色创新效率的多维测度及比较来看，基于SFA和DEA的测度结果均显示，2001～2019年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总体趋势持续向好，但在省域及地区间却存在一定差异，且两种方法度量的绿色创新效率整体水平均不高，提升空间较大。其中DEA测度的绿色创新效率值远高于SFA，存在高估现象。样本t检验和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均表明，两种方法测度的绿色创新效率虽有不同，但在排名上却具有较为明显的一致性。整体来看，SFA测度的各省绿色创新效率排名与其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更为一致，因而该方法测度的效率值相对更好，从而也是测度绿色创新效率的最佳选择。第二，从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及动态演进来看，在区域相对差异方面，无论是八大综合经济区、五大经济带，还是南北地区，其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区域间差异是八大综合经济区和五大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而区域内差异则是南北地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东西差异仍是目前造成我国绿色创新发展存在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区域绝对差异上，全国层面、八大综合经济区、五大经济带以及南北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分布曲线均向右小幅移动，存在显著的右拖尾现象，但各自的延展性与极化特征却存在差异。在区域分布的动态演化上，Markov链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向高水平演变的趋势比较明显，表现出维持其分布状态稳定之特征。考虑空间因素后，各省绿色创新效率的演变趋势仍保持不变，但空间因素对其分布格局的演变却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在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下，省际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逐渐形成以“高辐射低、低抑制高、高高集聚、低低集聚”为主要特征的俱乐部收敛现象。第三，从绿色创新空间结构的特征及演化来看，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非均衡态势，且“东部＞中部＞西部”、“沿海＞内陆”以及“南方＞北方”的梯度递减特征明显。其中，第一梯度的高水平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已形成较稳定的以“北京-天津-上海-广东”为极点的“弓形”绿色创新高水平发展轴带，同时不断向南北两侧纵深辐射，由此带动其他梯度省份实现不同程度的跃升，而位于西南地区的重庆则由第二梯度跃迁至第一梯度，未来有望成为西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新的增长极。就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的区域关联而言，绿色创新的高投入未必能够带来绿色创新产出的高效益，同时绿色创新的高投入及高产出也未必意味着绿色创新的高效率。在空间集散性方面，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整体上呈现由强到弱的正向空间集聚格局，其发展模式以“高-高”（H-H）集聚和“低-低”（L-L）集聚为主，其次为“低-高”（L-H）集聚和“高-低”（H-L）集聚，且绿色创新的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特征明显。H-H型促进区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L-L型落后区省份则主要位于西北、西南、东北、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地区，且后者向H-H型促进区跃迁的难度较大。在空间发展格局上，绿色创新的标准差椭圆覆盖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空间方向上则呈现“偏东北-偏西南”的分布格局。具体而言，绿色创新投入主要呈现以河南为重心的“东北-西南”分布格局，且其向西南方向极化的趋势比较明显，而绿色创新产出则呈现以安徽和河南为重心的“东北-西南”分布格局，同时也有向西南方向极化的趋势，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以河南为重心的“东北-西南”分布格局，但却在不断向西北方向扩散。在空间结构演化上，短期内我国省际绿色创新的空间结构仍将表现为“集聚”和“均衡”交替变化之态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扩散效应将会大于极化效应，最终可能会使我国省际绿色创新的空间结构在集聚中不断趋于均衡。第四，从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耦合协同的时空特征来看，在时间维度上，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三系统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绿色创新投入与效率互为因果，绿色创新产出与其投入、效率的因果关系不明显，从而短期内三系统还未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但从长期来看，三系统均具有自我增强及惯性增长之趋势。空间维度上的耦合协同检验结果则表明，绿色创新投入、产出与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关系，且局部上的绿色创新投入与其产出及效率间已形成4种显著的空间集聚类型，而绿色创新产出与效率却只有3种。就耦合协同水平而言，考察期内三系统的耦合度均值C∈［0.837，0.880］，整体上处于优质协同阶段，而耦合协同度均值D∈［0.506，0.549］，整体上处于初级协同阶段，未来仍有提升空间。在耦合协同的空间格局上，地区间的耦合协同度差异明显，高水平协同省份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的东部沿海地区，且已形成由“江苏-广东”两个优质协同发展极辐射的“U”形发展轴带。相比较而言，西北和西南地区仍处于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耦合协同发展相对较差的梯队，其受周边高水平地区辐射带动较少，发展相对缓慢。第五，就绿色创新溢出的异质性而言，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省际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且有不断增强之趋势，说明目前全国层面的绿色创新基本实现了联动发展。异质性条件检验发现，研究假设基本上都得到了验证，与预期相符，估计结果稳健。其中对外开放对区域内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对区域间的绿色创新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向溢出，表明在区域间存在“污染天堂”假说。而产业结构对区域内绿色创新具有较为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在区域间则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无论是区域内还是区域间，技术市场、金融支持、环境规制以及教育水平对绿色创新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说明“波特假说”成立，且这些因素对区域内绿色创新吸收能力的作用要大于对区域间绿色创新溢出的作用。政府资助对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则取决于绿色创新活动所处的阶段。进一步基于Moran散点图划分不同象限（集聚区），分象限的检验结果则表明，我国省际绿色创新空间溢出的异质性明显，且在第一、三象限表现为同质性溢出，而在第二、四象限表现为异质性溢出。此外，各因素对不同象限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提高教育水平在第一、三象限对区域内及区域间绿色创新正向溢出的作用最为显著，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在第二象限对区域内及区域间绿色创新正向溢出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在第四象限对区域内及区域间绿色创新正向溢出的作用最为有效。第六，对于绿色创新的收敛性，σ收敛估计结果表明，全国、四大板块及南北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σ收敛特征，但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在全国及分区域层面上却表现出与其效率不同的σ收敛趋势。β收敛估计结果表明，全国层面的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均存在显著的β空间收敛趋势，表明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有助于绿色创新发展落后省份追赶领先省份；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后，收敛速度则发生了明显改变，其中金融支持、对外开放、政府资助以及产业结构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收敛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环境规制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则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在分区层面上，相关控制变量对四大板块及南北地区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空间收敛的作用效果不尽相同，其中金融支持对东部地区的空间收敛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和政府资助对中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比较明显，政府资助对南方地区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西部地区的空间收敛同样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对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空间收敛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则对中部地区的空间收敛同样具有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俱乐部收敛估计结果表明，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在H-H集聚区、L-H集聚区、L-L集聚区和H-L集聚区四类集聚区内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俱乐部收敛特征，表明绿色创新在全国范围内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俱乐部收敛趋势。在调整样本时期、替换空间权重矩阵以及更换模型估计方法后，这种收敛趋势依然存在。第七，从绿色创新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因和机理来看，我国省际绿色创新空间结构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特征，金融支持、技术市场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空间结构的作用路径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而模拟预测结果则表明，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和金融支持力度应是未来优化我国绿色创新空间结构分布以及提升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着力点。因此，今后应正视我国省际绿色创新存在梯度分布之现实，以点带面、以强带弱，着力培育以“北京-天津-上海-广东”为主要节点的绿色创新先行示范区，发挥其对低水平省份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弱化其虹吸效应；要逐步打破目前以省级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属地治理格局，加强省际的绿色创新协同，共建跨地域的绿色创新合作与交流的长效机制；同时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通过不断完善绿色创新的相关制度设计，激发各地绿色创新协同发展新势能，拓宽绿色创新溢出之渠道，强化绿色创新的正向溢出；此外，各地还应恪守“全国绿色创新一盘棋”之理念，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实施特色化的区域绿色创新发展战略，完善绿色空间治理，依托“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区域发展格局，打造环境、资本、技术、人力要素有序流动的区域绿色创新网络，使各地在错位分工中形成优势互补的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