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选举是美国2022年最受关注的政治事件，美国政治进程出现了不少出人意料的结果。尽管拜登政府在通货膨胀和移民等问题上应对不佳，但在国会立法、大法官任命、中期选举等事项上取得了进展。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以往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应，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民主党中期选举选情的转折。党派之争加剧，政治极化凸显，而两党内部也出现分化现象，“双重极化”现象凸显。中期选举并没有出现“红色浪潮”，而只有“红色涟漪”，共和党没有获得人们预期的大胜。“双重极化”现象将继续影响美国政治的走向。新冠疫情的影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但美国经济面临的内外挑战依然严峻。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冲击下，经济增长率从2021年的5.9%降至2022年的2.1%。俄乌冲突的爆发导致能源和粮食价格迅速攀升，通胀水平扶摇直上，迫使美联储全年连续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终于使价格增速逐渐放缓。失业率稳定在较低水平，但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拜登政府继续沿着“重建更美好未来”的纲领前行，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提升美国竞争力的政策措施。“中期选举大选化”和“政治极化白热化”的特点影响凸显，美国社会撕裂加剧。在通货膨胀、堕胎权合宪性等党派争议焦点的引领下，2022年的美国呈现“政治生态两极分化”和“社会生态部落化”相互交织的图景。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形成恶性循环，文化认同冲突与经济不平等相互作用，社会文化议题正在被两党进行工具化炒作，不同人群之间的对立撕裂呈固化态势。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加紧推动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先后发布《美国印太战略》《国家安全战略》《2022年国防战略》，进一步确立美国的“竞争战略”框架。在地区层面，拜登政府聚焦在印太地区和欧洲的“战略竞争”，特别是推动上述两个地区盟友的战略联动；继续维持、强化美国在中东、西半球及非洲的战略影响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通过应对俄乌冲突、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议题，谋求提升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不过，拜登政府的“竞争战略”难以克服其固有的困局。美国在应对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复杂化趋势的同时，持续推高对华“战略竞争”，成为外界审视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与防务战略的两条鲜明主线。拜登政府加快调整全球军事部署与军备建设，创新军事科技，优化作战概念，使军事手段切实成为助力美国应对突发地缘冲突、竞赢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进而维护并扩大自身全球军事优势地位和安全事务主导权。2022年美国科技战略的突出特点是聚焦前沿科技，加强部门协作。拜登政府内外并举，以保持美国科技的领先地位。拜登政府已完成对华政策评估，美国对华战略从酝酿制定转入落实和执行。拜登政府提出“投资、协同、竞争”的对华战略框架，并通过发布《美国印太战略》《国家安全战略》《2022年国防战略》等官方文件将其固化。在“战略竞争”思维的定式下，美国延续对华打压态势，中美战略博弈日趋深化。展望未来，美国内政外交呈现如下主要趋势。美国政治的党争和极化现象短期内不会缓和。随着共和党掌控众议院的主导权和2024年大选周期的到来，国会对于拜登施政的牵制加大。“特朗普主义”或将深刻影响美国政党政治和政治格局。未来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抑制通胀的同时避免陷入衰退。随着联邦债务总额不断上升并已触及法定债务上限，拜登政府和国会围绕债务上限的政治博弈将给美国经济增添不确定性。美国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激烈，美国社会撕裂状况进一步加剧。按州划分，美国正在分裂为“红色美国”和“蓝色美国”；按照不同议题划分，美国社会正在撕裂为彼此对立的群体。如何采取举措避免各种冲突威胁美国社会的运行秩序，是2023年美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拜登政府推动“战略竞争”的基调不会改变，且因“分裂政府”的影响，这种“竞争”可能会加剧。美国将继续把科技竞争力与全球领导力放在优先地位，试图升级技术标准并搭建监管框架，构建全球高科技领域的规则体系，打造新的“华盛顿共识”。中美科技博弈与竞争加剧，在美国强化与盟友合作以及加大对华出口管制力度的同时，加快构建盟友体系内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中国也将在关键战略领域采取自主化方案。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序幕的拉开，国内政治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中美两国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危机持续升级甚至失控，考验着两国的政治智慧。

1830～1860年，经历了独立战争和战后复苏的美国迎来了“文艺复兴”，这段时期是美国作家探寻集体身份的重要阶段，亦是美国文化认同建构的关键时期。面对启蒙理性和非理性思潮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美国文艺复兴作家审时度势，思考并尝试建构符合民族个性和特点的文化认同。本书围绕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化认同建构这条线索，探究了非理性叙事的科学、神学和哲学源头，就哥特、唯灵、科幻和幽默四种叙事策略对认同建构的能动反思展开论述，旨在发掘美国作为新生民族迅速成长的内在文化动力，解读美国梦作为美国历史发展主线的重要地位，溯源并阐释当今美国存在的各种文化现象和社会问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法面临着时代性变革。任何法律的历史演进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法律主体及其政治地位法律强化的发展史。国际法的历史变迁、现实困境和未来发展趋势，都将从自然法视角的主体多元化和实证法视角的大国外交中得以阐释，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两大互动要素。现实中，大国政治深刻影响了国际法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国际法实践独具特色且影响深远。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台了“对外关系法”并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对外关系法规范体系之后，其国际法实践便成为国际法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全球治理向国际法治不断迈进的背景下，美国国际法实践中的部分形式逻辑和法律技术，值得各国辩证地借鉴。同时，对于积极参与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法秩序的世界各国而言，美国霸权主义行为的合法性解构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于许多人来说，财富是一个重要话题。在不同国家，民众对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针对富人的社会学研究较少。作为德国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雷纳·齐特尔曼曾主持一项受访者遍及欧美和亚洲的跨国调查。他调查和分析了受访者的收入、对财富与富人的看法等。 雷纳·齐特尔曼基于对相关调查结果的实证分析和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使用成见内容模型，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当前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环境中富人的社会学画像。

本书试图从整体高度分析一百多年来美国在不同国际条件、不同实力对比背景、不同国内政治氛围、不同决策机制下的军事战略演变。作者力求把握国际关系、战争战略、军事变革三大领域的内在联系，探索美国外交、国际危机应对、对外战争行为的规律。本书指出，美国在危机、战争时期的决策，有时表现得理性、坚定，有时却相当轻率、鲁莽；美国历届领导人高谈世界和平、避免核战争，却又热衷于军事变革，甚至主动挑起军备竞赛；美国各届政府的安全战略强调其特殊性和创新性，同时又有鲜明的历史连贯性；美国国防领域的精英人物极富个性，但仍能在制度框架中发挥作用；美国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成果，涉及复杂的决策因素，却能够迅速转化为各类法规与政策。上述这些矛盾现象，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却是探讨美国军事霸权能够长久维持的原因所必须要研究的问题。本书独树一帜，有许多新鲜思想和独特见解。

2021年的美国政治始于动荡，止于对抗，乱中有进。疫情加剧、经济衰退、选举乱象以及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导致2021的美国政治在混乱中开局。两党的政策立场和意识形态继续向两极移动，围绕拜登执政、选举规则、选区重划、文化战争、最高法院等问题展开恶斗。在通货膨胀、疫情反复、阿富汗撤军等因素的冲击下以及共和党的阻挠下，拜登政府陷入困境，支持率大幅度下滑。极化和冲突依旧是美国政治的常态，进展只能在激烈的斗争中缓慢形成。通货膨胀成为大多数美国人最关注的问题，乌克兰危机暂时且有限地加强了美国的团结。这两个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党的中期选举结果。拜登政府推行“拜登经济学”，拓展政府角色，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实施“绿色新政”、“伟大社会2.0”和产业政策，以期“重建更美好未来”，提升美国的综合国力。对外回归“地缘经济战略”，以“领跑”模式和复合联盟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强调中产阶级外交，实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通胀压力持续上升。大规模的财政支持措施以及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迫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宽松逐渐转向紧缩，从而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持久影响。拜登政府把应对重大挑战、对标“重建更好”议程和重建中产阶级作为其科技创新政策部署的关键出发点，力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大公共投入，加强重大科技战略与政策的设计，强化美国创新引擎，重塑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不过，拜登的雄心壮志也面临不少掣肘因素。激烈的政策辩论和拜登政府的政治雄心能否快速转化为实施宏大的科技战略，还有待观察。2021年的美国社会并没有因为拜登政府的各项政策而团结起来。种族构成变化、出生率萎缩、老龄化加重、地区分布失衡等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美国的政治版图和经济资源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族群、性取向、堕胎、吸毒、控枪等问题展开的社会对立、撕裂和冲突愈加严重。拜登的多项竞选承诺陷入了“空转”，两党斗争更为激烈，多重维度的社会对立和社会撕裂还在恶化。执政伊始，拜登政府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宣告以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为目标的外交战略。拜登政府一方面承袭了特朗普政府的“大国竞争”战略，聚焦与中俄的战略竞争；另一方面注重强化与盟友伙伴的关系，推行“价值观外交”，与盟友及伙伴一起应对各种重大挑战。即便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威胁，拜登政府在军事领域始终保持强势投入，以谋求在大国竞争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着眼于大国竞争进行“一体化威慑”，加快推进联合全域能力建设，加大与盟友军事合作的力度，重返国际社会，提升重点领域能力，密集开展概念验证，发展智能化、无人化武器装备，以“太平洋威慑倡议”等方式推动“印太战略”落地生根。拜登执政首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轮廓已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对内增强美国实力，重振美国竞争力；对外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发展，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拜登政府总体上延续了前任的对华竞争战略，但更加强调战略运筹，注重立法、盟友协作、设定规则等手段，某些政策更具进攻性和冒险性。拜登政府强调以全政府模式、联盟协作、高端战争准备方式全力构筑对华军事包围圈，增加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风险。展望未来，美国内政外交呈现如下主要趋势。未来美国政治仍将在极化和冲突中艰难前行。2022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选情严峻，共和党志在必得。而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的作用将彰显他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美国经济将呈现四“高”特点：通胀水平高，财政支出高，政府债务高，短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高。考虑到地缘政治紧张、全球供给失衡、供应链中断和疫情加剧风险，美国经济增长将面临多重阻力。随着应对新冠疫情财政援助计划逐步淡出，政策引致的经济增长势头将有所减弱。促进经济复苏与应对高通胀在货币政策上存在矛盾。巨额贸易逆差给贸易政策制定带来了新的压力。这些都将缩小美国经济政策的腾挪空间。目前美国社会红与蓝、农村与城市、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鸿沟并未因拜登反复强调的“团结”口号和做出的相应努力而有所弥合。相反，这些分裂和对抗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美国社会的变迁。拜登政府将聚焦对中俄的“战略竞争”，加强同盟体系，竭力护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即便俄乌冲突爆发，美国的战略重心依旧是亚太地区。在全面脱钩不可行、局部脱钩不可免的情况下，“拜登经济学”和对华地缘经济战略最终将造成中美两国竞争性共存的情形。在用以支撑双边关系发展和管控分歧的政策框架短期难以构建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

不平等是世界性挑战，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当今美国处于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不平等问题在这一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美国不平等问题成为透视美国资本主义困境，甚至透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困境的一个重要窗口。本书基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深入剖析美国社会不平等的表现，认为这种不平等的产生源自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文化原因，且三方面原因相互作用，总体上使美国不平等问题呈现阶级性和种族性、总体性和多维性、极端性和关联性。本书研究认为，美国不平等将会延续并且加深，不平等加重将破坏美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威胁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并且客观上将在美国国内催生社会主义导向的变革。

美国的建国一代“容忍”了奴隶制的存在，直到19世纪40年代，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想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奴隶制的消亡。但仅仅二十年后，共和党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陷入内战，奴隶制随之被彻底摧毁。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和胜利，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政治和思想反转之一”。本书以废奴运动为中心，从三个层面探讨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首先，考察1835年邮件运动，分析废奴主义者如何突破国家权力和白人社会的双重压力，推动奴隶制问题的全国化和政治化。其次，以“人身自由法”为中心，分析废奴主义者如何推动北部州制定不利于奴隶制存续的法律，进而推动地方层面的反奴隶制政治的发展。最后，从“奴隶主权势”观念入手，研究废奴主义者创造的政治话语和观点如何影响和塑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本书认为，废奴主义者持续的抗争行动，改变了全国政治的结构和话语，促使国家权力着手切断奴隶制与联邦政治之间的关系，直接促成了反奴隶制政治在19世纪50年代的全面兴起。

1911年，美国地质学家罗林·钱伯林（Rollin T.Chamberlin）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刊发的都江堰小镇上戏台与相机相遇的照片，成为西方与东方互视历史的一种隐喻。本书以此为切入点，整体回溯了《国家地理》杂志一百多年来有关中国的报道，聚焦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故事与地理景观，为跨越百年的无声文字与影像赋予多重审读视角。全书重点放在“西南一隅”，梳理了关涉西南形象的四重主题，涵盖植物地理、道路交通、生态文明与民族文化等，运用了跨文化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反思文化书写中的多重面纱，从不同学科视角探析区域文明变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