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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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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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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选题缘起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在当代西方理论的影响之下,社会史方兴未艾。同时,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似乎举步维艰,虽然我们无从梳理出两者之间的必然关联,然而,从表面上看,除了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之外,也与我们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有关,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地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看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严格意义上说,政治史的研究并不存在不同时段的价值区分,不同场景或背景下的政治行为都可建构政治的本质特征,如果说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更接近当前社会生活的话,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则更能剥离政治的美丽外衣,从而窥视人与人、人与社会运作之中可能的合理存在关系。

除了传统的制度化政治史研究之外,以往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要么过多关注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关系,要么过多描述一个时代政治的大背景。对于前者,我们往往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倾向于对人物的评价或事件的定论[];对于后者,我们又常常浮于表面地介绍和叙述,难免将政治归结成制度假象。假若人物的评价能够客观公允也罢,遗憾的是,我们常常以单一的善恶功过作为评价标准来研究政治人物。历史上所谓的“奸臣模式”[],便时常影响到我们的研究视角。政治制度常常被冠以贬义的专制主义色彩[],而不是切合时代环境去理性分析。究竟政治原理中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宁愿觉其遥远,而不愿真正审视和面对,主要因为政治伦理几乎遮蔽了权力主体的功利性。只有社会伦理道德被镶嵌在稳定的政治框架之中,政治的正义一面才得以实现;政治环境的良性化,不仅需要社会伦理道德的宣扬,也需要它的鞭策。或许这是传统中国的儒家们根据仁德建立政治上最高准则的影响[],孔子作《春秋》,为警世计,以周礼为标准,立善恶的原则。这种被中国传统史家普遍承认和接受的观念,也被他们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著作中,以规范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善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准则,它附着于史籍,着眼于现实。政治人物无利可取的公正[]并不屈从于伦理规约,政治无疑是利益的终结者。在正常的社会秩序视野下,可能政治的本质一面不那么清晰,而在非逻辑性政治行为主导下,政治的真实一面却裸露无遗。由此可知,政治问题研究的关键不是追究政治人物的善恶,而是要弄清楚政治主体如何在制度范畴内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

基于以上政治史研究视角的剖析,我将看似理性政治脆弱之殇的南宋初期的诏狱[]选定为研究方向。这是因为南宋高宗一朝政治诏狱泛滥,并且这些诏狱多被时人或后世视为冤案,又多是以宋高宗为首的政治群体,在金军的铁骑追击下为谋一时安宁,与金人签订屈辱和约过程中演绎的一起起名闻千古的诏狱闹剧。对于这段时期发生的诏狱事件,久已为前代学者所关注。可惜的是,这些研究不约而同陷入伦理道德的俗套之中,不是对这些事件进行全面考察,而是集中对岳飞、曲端等政治人物的诏狱事件作单一考察,继而将讨论的主题限定在狭隘的人物品评之上。更值得检讨的是,由于社会地位及利益出发点的不同,我们品评政治人物时往往失之偏颇,不是把品评的标准定位成简单的功过,就是把善恶扩大化。尤其在研究历史人物时,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很难洞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状况,更不要说他们的内在思想。行为与认知关系的协调往往受控于历史环境,左右政治行为的道德、法律也只能在平稳的社会秩序里发挥其效用。透过零散的文献记载,我们看到的常常是历史时期模糊的政治环境,有时候政治利益的合理分享便轻易地被淹没于传统道德批判之中。就南宋初期的诸多诏狱事件来说,它既存在不同阶段利益诉求之别,又存在地方与中央案件形式的不一之分。也就是说,一起诏狱的发生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无论制造者的爱恨也好,还是作为促成阴谋的手段也罢,这些诏狱的形成,都凸显着某种政治利益目的。笔者将诏狱事件作为研究的对象,并不仅仅停留在对政治理性的简单描述上,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特殊事件,研究政治行为所透露出的政治内涵,透过事件路径[]洞察政治利益转移或交换的方式,以及新兴政权重建政治文化的基本脉络。另外,从文化阐释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非逻辑的政治行为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两宋之际的政治文化变迁为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提供了又一合理的存在缘由。以胡安国为代表、两宋之交的儒家学者,对伦理道德的重新阐释和对一统思想的诉求[],不仅影响着南宋初期的文化走向,更重要的是它是士大夫阶层政治文化的真实写照。士大夫这种伦理道德观念的张扬,也直接影响到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

本书将诏狱事件作为洞察南宋初期政治状况的切入点,也就无法回避有关这段政治史研究的目的。诏狱事件发展的过程折射出政治行为的动态性[],政治行为的动态性也就是政治运作过程,其背后的政治利益转移又反映出制度的重建。纵观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无不与政治制度的推行相关,诏狱的政治作用可能是客观地推动了南宋初期由一个非制度化向制度化的过渡。寺地遵先生将南宋初期分割成南宋政权确立、秦桧专权两个阶段,研究这段政治史并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形态、结构,而是着眼于其运动、力学、动态等方面[]。不过,他的研究初衷却是考察北宋政权与南宋政权之间的共通性、相异性,以及连续性、断绝性,从而使得他的研究视角过多关注南宋初期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实施。难得的是,他在研究南宋初期政治史的时候,并不是将两宋政治制度割裂来看,而是将两宋之交的政治发展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一时成为政治过程论(political process theory)实践的典范[]。虽然本书同样关注到“活”的政治制度史,但并不对政策的实施过多着墨,也不将具体的制度内容作为主要考察对象,而是将政治过程及制度形成过程中的条件或动力作为考察主旨。就本书所探讨的南宋初期诏狱问题而言,从诏狱的形成到诏狱的尾声,势必透视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制度化轨迹。如果说诏狱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某种政治利益的话,那么诏狱的结束则预示着这种政治利益的巩固。

此外,南宋初期诏狱事件彰显的时代特征,为我们考察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又一个认知的途径。有学者早已注意到南宋初期的综合国力与收复北方失地的差距[]。从历史背景来看,宋金和议是否成为宋廷的必然举措,不仅直接关系到诏狱事件的理性政治特征,甚至关系到国家权力与社会控制互动的一面[]。似乎任何政策的成功颁布都先要取得舆论的一致,诏狱有时候也是控制舆论的有效手段。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不过,诏狱发生与平反并不是一般的政治交换,交换双方的利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前后关系,因为超越社会契约关系的儒家伦理道德已深入宋人的骨髓。这些诏狱事件是否又一次为我们探讨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佐证,将是本书又一全新的论题。

如果说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凸显君主专制一面的话,那么法律意义上的诏狱则又昭示着常规权力的效用,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帝制下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和平相处之道[]。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君主并非简单地靠这两类权力来获取政治效益,专制固然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常规权力也是控制臣民的合理途径,但对于君主个人来说,靠个人声誉的投资来获取理性的国家利益,并非聪明之举。究竟专制的实施如何冠冕堂皇地展开,君主如何投资个人声誉换取无限向心力,却不是简单的“官僚君主制”[]所能实现。那么,政治主体如何获取国家权益的最大化?克罗齐认为,“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地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他最好的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力”[]。也就是说,规则与例外的融通将是君主或政治主体获取国家权益的最佳手段。尤其在专制权力视野下,规则与非规则相互协调才能取得长治久安,才能满足君主或国家利益的需求。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认同传统帝国时代君主权力受限于政治规则,甚至我们并不承认君主视阈下政治规则的存在,但传统时代君主对儒家德政思想的青睐和向往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君主必须深谙政治规则以实现德政或政治声誉也就成为事实。究竟如何保护和增饰君主声誉,在诏狱事件的过程及尾声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一斑。在这一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儒家伦理道德为君主政治利益的舍得之间创设了“奸臣”这一角色,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则反过来修饰了君主的个人声誉,从而增强了王朝的向心力。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与即时的国是政策相互纠葛,主观上刻画了宋高宗政权谋求最大化政治利益的逻辑路径,勾勒出特殊时期政权内部政治利益交换大致脉络,客观上也粗绘出南宋初期政治文化重建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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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选题缘起
  • 二 研究综述
  • 三 研究目的、问题及思路
  • 四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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