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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南宋初期的法制环境及诏狱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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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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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南宋初期的法制环境及诏狱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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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南宋初期的法制环境及诏狱实况

言及南宋,稍知历史者都会认为,失地乞和,权相专政,官僚腐化,内外交困,终于亡国于外患。若提到南宋初期,那就更让人无所适从,靖康之耻还未雪,宋高宗、秦桧又“卖国求荣”,与金人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并残害了岳飞等大批忠良士大夫,制造了一桩桩诏狱冤案。宋高宗、秦桧都为世人所不齿,而诸如岳飞、曲端、赵鼎等身陷诏狱的士大夫则成为祭奠崇拜的对象,历史的二元人物观,一代代沿传下来,教化人们学会嫉恶扬善。法制与道德历来是政治的双刃剑,法制承担着对社会底线的纠错任务,道德是构建政治文明的中流砥柱,而时代性诏狱事件恰恰是我们分析社会法制与伦理道德关系、揭示政治规则形成的关键。南宋初期宋高宗政权初建,战乱频繁,政局急需稳定,政制急需重建,“召和气,收人心”,成为南宋政府的实务。然而,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恰恰萌发于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在本章中,笔者希望通过对南宋初期法制环境及诏狱实况的考述,初步勾勒出南宋初期政治发展的大致方向。

第一节 政治视阈下的法制建设

在弄清南宋初期诏狱状况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初步的了解。南宋初期,宋高宗政权初建,法制经徽宗朝荒政及靖康之难后也急需重建;为了稳定政局及恢复社会生产,宋高宗法制理念里的“好生之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宋初期的法制建设。

一 南渡后的法制重建

宋高宗南渡建立偏安东南的政权,政权的稳定主要诉诸积蓄军事力量及重整法律秩序。在百废待兴的立国之初,宋高宗政权急需恢复生产,稳定政权,较之积蓄军事力量来说,法制重建的意义更为重大。然而,由于金人南侵及社会动荡不定,北宋政府的法制文件大多散失,社会规约几近虚无,阶级矛盾尖锐。基于这样的法制环境,宋高宗政权重建法律秩序的主要工作是延续北宋立法模式,法律精神上适时增立“民事被罪之法”及“广开越诉之门”,审判制度方面完善审讯程序。

南宋立国之初的立法工作主要是整合吏人省记及在北宋敕令的基础上新编敕令。建炎四年八月一日,有臣僚曾上言说:“自渡江以来,官司文籍散落,无从稽考。乃有司省记之说,凡所与夺,尽出胥吏,其间未免以私意增损,舞文出入。望下省部诸司,各令合干人吏将所省记条例攒类成册,奏闻施行。内吏部铨注条例乞颁下越州雕印出卖。”[]这个立足南渡后实际情况的建议很快得到宋高宗政权的支持,但立法显然不能完全依靠吏人省记之说,还是要尽快制定出新的适时的敕令条文。宋高宗政权十分重视编敕工作,编敕的基础究竟是参照《嘉祐敕》还是《元丰令》,抑或是政和海行法,最初并无定论,以至于法令变更频繁,“前弊略不能革,数易之后,尚乏成书,参考删修,徒为虚设”[]。考虑到《嘉祐敕》与现行法令参照施行难免冲突,绍兴元年五月,宋高宗赦书:“应仁宗法度理合举行,可自今并遵用嘉祐条法,将《嘉祐敕》与《政和敕》对修。本所今将《政和敕》并《嘉祐敕》先次参修,书成,乞先次进呈,镂版施行。”[]绍兴元年,“书成,号《绍兴敕令格式》”[]。绍兴三年四月敕令所上言说:“奉诏将嘉祐与政和条制对修成书,本所节次往邻近州军抄录续降等文字,未到。窃虑坐费岁月,难以成书。除已降嘉祐、政和条法参照先次删修外,缘其间有情犯重而刑名轻,或立功轻而推赏重者,乞从本所随事损益,参酌拟修。”[]宋高宗一朝的编敕数量巨大,有学者曾统计,认为南宋编敕的数量不及北宋;但从总体上看,其规模并不小于北宋,仅绍兴年间,各类编敕达3768卷之多[]。并且南宋初年所编敕令也确实作为通行法令条文被实行过,朱熹曾说:“今世断狱,只是敕,敕中无,方用律。”[]

南宋初期法制重建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许民越诉及民事被罪。北宋初期基本延续了唐代禁止民众越诉的法律传统,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官吏违法渎职事件层出不穷。宋高宗政权一度设立“民事被罪法”,对官吏违法事件进行规约;与此同时,民众诉讼权进一步扩大,民众被允许越诉。凡州郡以“献助为名而下科率之令”[]“以助州钱为名而科取属邑”[]“官员犯入已赃,许人越诉”[]。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宋高宗下诏:“访闻州县近因军兴,并缘为奸,非理科率,如修城科买砖石,采斫材木,及沿江州郡科造木筏,致费四五十千,大困民力。并令日下住罢,如依旧科率,许人户越诉,及探访得知,其当职官并窜岭表。”[]绍兴元年三月十七日,宋高宗又下诏:“诸州军依已降指挥,免行钱并罢,见系行人户更不作行户供应。见任官买卖并依市价,违者计赃,以自盗论,许人户越诉。”[]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琼州知府虞开的奏请时再次下诏:“官员犯入己赃,许人越诉,其监司、守倅不即究治,并行黜责。”[]至少在南宋初期,民众越诉权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官民对立上,这与官吏民事被罪同因,民众越诉主要是针对官员行政职能内外的违法行为。具体分析可见,民众越诉的主要内容是官吏侵夺公共财产或民众私利,这与南宋初期兵火战乱导致民不聊生相关,南宋政府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状况才期许通过民众越诉来稳定政权。譬如,绍兴三年宋高宗下诏:“人户因兵火逃亡,抛弃田产……十年内亦听理认归业。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

南宋初期,审刑制度有所完善。鞫谳分司及翻异别勘在北宋时期已形成固定的规制,到了南宋立国之后又有了切合实际情况的新内容。一方面是鞫谳制度更为宽泛。绍兴十二年五月六日,宋高宗下诏:“帅臣、诸司、州郡自今受理词诉,辄委送所讼官司,许人户越诉,违法官吏并取旨重行黜责。”[]楼钥还记载过四种奏谳情况:“大辟,情法相当之人,合申提刑司详覆。依法断遣;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尸不经验、杀人无证,见四者,皆许奏裁。”[]另一方面是翻异别勘突破北宋审刑规制。南宋人杨万里曾说:“国朝之法,狱成而罪人以冤告者,则改命他郡之有司而鞫焉。鞫止于三而同焉,而罪人犹以冤告也,亦不听。”[]实际上,南宋初期的翻异案件甚至有历经七个月推勘八十八次[]的情况,推勘限制不过三次的案件多是赃吏翻异案件[]。南宋初期社会动荡不安,刑部还曾建议:“外路狱三经翻异,在千里内者移大理寺。”[]虽然后来因不符合祖宗家法而被废止,但这种制度毕竟实行过。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初期鞫谳、翻异别勘制度的完善,不仅体现在更进一步规避冤案上,还反映了宋高宗政权对官吏犯赃的防范。为了尽可能减少诏狱发生,宋廷规定如若干证及陈诉等人死在狱中,提点刑狱司的检法官应对申报病死的情况认真核查,并报尚书省[];若诸路州县及推、判官司一年以上不能结案的话,必须把原因依次报到本路提点刑狱司、刑部及御史台。对于官吏犯赃,“曾经录问,别无翻异,已行断遣,如日后陈诉者,欲具元断因依分明告示”[];犯赃罪并不需“三经别推”,也非祖宗旧制里“死罪、流以下移推之法”[]所能宽宥。

此外,我们还需注意的是,南渡之后宋高宗政权重修敕令的同时暂时行用“御笔、手诏”或“指挥”。一般认为,北宋徽宗“引例破法”,宋高宗南渡播迁后“断例散逸”,秦桧以“批状、指挥”取代成法[]。实际上,“御笔”“手诏”“指挥”虽非成法,但在南宋立国之初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宋高宗政权重修敕令的法令依据即是“御笔、手诏”,这种法令之外的“御笔、手诏”符合已降“指挥”施行,实效性与灵活性较强。建炎二年四月三十日,详定一司敕令所建言:“靖康元年九月十三日指挥:御笔手诏令敕令所重行参修。所有御批手诏、或御笔、或手诏、或御笔依奏、御笔依拟定、御宝批、及批依奏详定之类,亦合依元降指挥施行。”[]另一方面,“累降指挥”及“续降指挥”填补一定时期的法令空白,一时成为敕令内容的来源。“指挥”的行用范围远大于“御笔、手诏”,来源也十分宽泛繁杂。绍兴三年三月十三日,在臣僚的请示下,南宋政府曾将百司已省记条例合为永格续降指挥,颁给各个行政部门[]。绍兴九年十月,宋高宗曾诏令敕令所:“取索内外申明、续降指挥,看详可以永久通行者,编类成法,余并取旨。”[]不过,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南宋初期对“指挥”等“例”的使用。“御笔”“手诏”“指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南宋立国初期法令匮乏的问题,但无论是“省记”还是“指挥”,种类繁杂,能够永久通行并编类成法者为数不多,这种行用上用例破法的行为可能导致法无所规。秦桧执政后,“指挥”行用更为泛滥,仅绍兴三年至绍兴十九年间吏部就编制“续降指挥约二千七百余件”[]

由此可见,南宋初期宋高宗政权总体上十分重视法制重建工作,从立法到审刑制度,在延续前朝经验的基础上都有所创新。当然,南宋初期法制建设的得失并不能依靠以上只言片语能够说清楚,法制建设的取向及法制环境的营造还取决于执政者的价值取向。

二 宋高宗的法制理念

谈帝王的法制思想本来就有些不可理解,谈诏狱事件频发境况下宋高宗的法制思想更是让人无所适从。不过,从现有南宋初年法律文献记载来看,那一时期,法制建设非但没有因为社会的动荡而驻足不前,宋高宗本人的法制思想还体现在字里行间。面对诸多刑事案件时,宋高宗曾屡次提到“好生之德”,就字面而言,这一论调显然来源于先秦礼法观念[],似乎并没有创新可言,若从这一论调中归结出宋高宗的法制思想,也着实让人觉得牵强。这使我们不禁质疑:南宋初年的法制发展是否是一悖论?宋高宗本人是否一如历代帝王一样仅口口声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将结合此前相关研究成果[]及丰富的文献记载,探究宋高宗的一点法制思想,一方面借此重现南宋初年法制建设情况,另一方面进一步透视南宋初年诏狱事件的本质所在,从而为下面章节的纵深探究掘开路径。

1.以德驭法——重生王道观之沿传

既然是谈帝王法制思想,就无法回避其与传统儒家王道观念的关系或思想来源。正如前文提到宋高宗的“好生之德”之论,从本质上说,宋高宗并没有抛开儒家王道观念,而是将其向纵深推进。孔子曾指出,为政之要在于“为政以德”,至于如何进行德治,具体做法则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刑与德之别在孔子看来似乎是标与本的差异,德治真正成为王道之核心则源自于孟子。孟子在论及王者之道时谈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关于王道之道德论点,荀子所谓“以德兼人者王”[],与孔孟似乎并无分歧。德治从理论架构上看,可能有义、利的差异,在荀子的王道观概念里可能义的实现还离不开刑。然而,在王道的终极关怀里,德治成为儒家挥之不去的论题。既然德治为王天下的根本,那么重生论也不可能被抛弃。无论是儒道也好,抑或是法家也罢,重生论都和德治一道被论及。庄子云“重生则利轻”[],将重生与利相对立的德归为一谈;而韩非子所谓“爱子者慈于子,重生者慈于身,贵功者慈于事”[],又将重生与礼法等同视之,仍难脱德治理论渊源。总之,传统王道观念里,重生论实为支配帝王治国安邦理论建构的浓重一笔,影响了宋高宗的王道理想,也就无须赘言。至于重生王道观如何沿传到南宋初年,又是如何影响宋高宗的法制思想,则关系到南宋初年的社会现状及宋高宗的现实理论诉求。

表面上看,宋高宗的重生言论似乎都源自“致理之体,先德后刑”[]。这么一来,重生论似乎只是承袭千载以来先儒们德主刑辅的传统论调。以至于新秀州州学教授唐尧封入对时,“论帝王之德,莫大于生万民,陛下偃兵睦邻,与民休息,好生之德,莫大于此”[]。唐尧封接下来又指出,“窃虑将帅之臣,封疆之吏,妄生事端,寖亏大信,望赐申饬”。显然高宗好生之德的功用才是这一理论的根本,也就是说,重生的王道观并不仅缘于对法制的认知或民本意识之外现,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时代客观条件的影响。从众多条史料文献中可以看到,宋高宗“依祖宗旧制”“祖宗成宪不可废”等言辞,都是假托祖宗家法“以虚应故事而我行我素”[]的证据所在吧。当然,我们不能回避宋高宗在面临北宋亡国,而将过失归咎于“变更祖宗法度”[],亦不能忽视南宋建国之初借助祖宗“德泽”召人心的必然举措。然而,通过检索“好生之德”或重生的言论,只有少数的几条标榜“祖宗好生之德”[],而多数仍论“陛下好生之德”,似乎高宗的“好生之德”比祖宗的更实用。实际上,我们常常看到的“祖宗德泽在人”之言论,只是在推行某项制度或政治举措时寻求的一种支持或理论依据,而对于法制而言,这样的重生论轻而易举可以赚得“大信”,也就没有必要归功于祖宗了。

纵观南宋初年诸多法制文献,不难发现宋高宗“好生之德”的言辞并没有食言,许多时候他的重生论都付诸了实践。从南宋建国之初,他便屡次下大赦令,另还下诏:“自今杂犯死罪有疑,及情理可悯者,许酌情减降,断讫以闻,俟道路通行日如旧。”[]另外,诸多臣僚提及的情重法轻的减刑言论也一直得到他的认可,并有效实施、推行[]。自然,我们仍可将这些归咎为南宋初年的政治需要,一个情重法轻的法制原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感人心,召和气”[],其重要性定然可见一斑。即使回到具体的案例上来看,宋高宗本人对法制问题的认识也可窥见其重生论的实践。建炎四年九月,一名叫苏渊的内侍先是杀死自己一妻二妾,继而自裁,宋高宗疑其二子事先知道此事,穷治其狱,后又“怜其家无主,亟谕大臣释之”[]。绍兴八年,临安府审查故知阁门事潘永思、干事人郭寿之滥用钱物罪,郭寿之招认用钱三千缗,其余七人供认各自不下一二千缗,高宗认为此事没有实物证据无从核查,必是郭寿之唆使下人通摊罪责,于是,除郭寿之外,其他七人都被放免[]。如果说南宋史臣笔下高宗好生的形象难免有粉饰成分的话,后代修史者的口吻则不那么隐讳。《宋史》则载:“高宗性仁柔,其于用法,每从宽厚,罪有过贷,而未尝过杀……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为之。狱官入对,即以惨酷为戒。台臣、士曹有所平反,辄与之转官。”[]据脱脱记载,“当建、绍间,天下盗起,往往攻城屠邑,至兴师以讨之,然得贷亦众。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尝奏强盗之数,帝曰:‘皆吾赤子也,岂可一一诛之?诛其渠魁三两人足矣。’至待贪吏则极严:应受赃者,不许堂除及亲民;犯枉法自盗者,籍其名中书,罪至徒即不叙,至死者,籍其赀。诸文臣寄禄官并带‘左’、‘右’字,赃罪人则去之。是年,申严真决赃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旧法弃市事上者,帝曰:‘何至尔耶?但断遣之足矣。贪吏害民,杂用刑威,有不得已,然岂忍置缙绅于死地邪?’”[]

此外,针对疑狱翻异别勘的认知及举措,亦可揭示宋高宗重生王道观之特征。绍兴八年,福建转运判官范同言:“赃吏翻异,不改前勘,乞并初勘共不得过三次。”宰臣赵鼎、执政刘大中都认为赃吏诉雪,在法须令再勘,高宗虽知犯赃之罪久为重罪,仍做出决定:“若再勘委实无罪,元勘官吏固应黜责;若勘得所诉不实,却合别勘妄诉之罪。”[]绍兴十一年,经臣僚建言,“除赃罪自合依前项缴奏外,其余死罪、流以下移推之法,悉依祖宗旧制”[],三经别推,不改前勘者,不再加本罪一等。绍兴十五年,又听取刑部建言,明令录问中有翻异或家属称冤者,交邻路提刑、转运司差官别推,若逐司有翻异或称冤,符合别推之法者,亦交邻路提刑、转运司差官施行[]

即使宋高宗本人推崇重生观念,于帝王法制意识来说,仍难脱传统之覆辙。比如,他所提及的“疾速根勘”[]及狱空理念,无非都是历代帝王治国安邦的仁政表象。宋高宗的重生观念如若仍有个人特色可言的话,可能就是基于南宋初期的社会状况,更多的源自召和气、取信于民的时代诉求,而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真正有效地维持社会稳定的不只是重生法制观,严刑也同样可以彰显法制的时代方向。

2.德不掩恶——严刑的时代方向

直观看来,严刑似乎与重生背离,实则不然,法不严不足以惩恶,德不济不足以服众,恩威并施才能王天下。然而,站在法制之外来看时,我们会发现,重生观念更多的是一种德治手段,而严刑倾向的是法治。不过,当我们回首严刑与重生的功用时,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王道之上。如何区分严刑与重生,有必要先区分一下王道概念里的道德与法律。范忠信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古代法制里,屈法律而全道德只是针对法内合乎人情的道德而言,至于法外高标准的奢侈道德则不应在法律委屈之列[]。也就是说,严刑只是针对高标准的奢侈道德行为的惩罚手段,重生观念惠及的大多则是合乎人情的道德行为。一般来说,所谓高标准的奢侈道德行为,应该有其时代性,不同时代价值观念往往勾勒出不同的道德行为标准。南宋初期也同样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国是不定的状况下,政治、经济问题都可能投影到法制条款之中,而王道的取舍也恰恰与之并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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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政治视阈下的法制建设
    1. 一 南渡后的法制重建
    2. 二 宋高宗的法制理念
      1. 1.以德驭法——重生王道观之沿传
      2. 2.德不掩恶——严刑的时代方向
  • 第二节 南宋初期的诏狱现象
    1. 一 法制描述里的诏狱表象
      1. 1.诏狱的种类及特征
      2. 2.审讯程序及其缺失
    2. 二 政治伦理里的诏狱面相
    3. 三 殊途同归:法制与政治共生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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