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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个体诏狱与政治文化的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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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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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个体诏狱与政治文化的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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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个体诏狱与政治文化的融通

谈及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论者多知晓宋高宗、秦桧政治集团为谋求宋金和议而制造群体性诏狱事件,至于南宋初年张邦昌、宋齐愈、曲端等个体诏狱事件,或因为正史的歪曲评价,或因为文献记载的散失,直到今天未有定论。本章中我们将要谈到的张邦昌、宋齐愈诏狱,以及洪刍等八人案,都与建炎年间惩治围城罪人相关,而建炎末绍兴初发生的曲端诏狱则关系到南宋初期宋高宗政权的政治本位问题。南宋初期百废俱兴,这些诏狱的发生不仅折射出宋高宗政权的政治取向,更与政治文化的变迁存有潜在的表里关系。笔者在本章将对以上提及的个体诏狱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对南宋初年道学取得的“长足发展”进行深入浅出的文化解释,以期透析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同时为我们认识南宋初年的政治变迁做好铺垫。

第一节 同质异构:有关南宋初期几起诏狱个案的分析

一般来说,南宋初期宋金关系是宋高宗政权始终需要面对的政治课题。但南宋立国之初,宋高宗政权急需政局稳定,重组官僚群体及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成了更为紧要的政治课题。大致在绍兴八年之前,处理围城罪人及勾画地方阶层的向心力接替被纳入政治日程。建炎年间发生了张邦昌诏狱、宋齐愈诏狱、洪刍等八人狱案,直接勾勒出宋高宗南渡后的大致取向,而绍兴初年张浚制造的曲端诏狱,则为我们认识南渡后国是政策迁移的细微迹象。

一 建炎宋廷重建时期的个体诏狱

一如前文所言,张邦昌诏狱、宋齐愈诏狱、洪刍等八人案都很少有人问津。除了张邦昌的政治经历记载较为详细,也可能遗臭万年之外;宋齐愈之死将永远成为历史上轻描淡写的一笔,对后人来说无足轻重;洪刍等八人案,或许又因文人们对洪刍的爱怜,而永远定格成历史冤案。历史就是这么简单又复杂地模糊了诸多真实的面目,但这些诏狱事件背后所隐蔽的政治情节,没有理由被我们忘记。笔者通过对这几个案例的考察分析,尽可能还原它们真实的面目,指出它们发生的政治含义。虽然它们案情内容及审讯过程都不相同,但都关系到南宋初期政治运作的某些特征,这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探究宋高宗政权的政治选择。

1.“篡逆叛臣”——张邦昌诏狱的历史轨迹

关于张邦昌之死,历来少有人论及,原因很简单,官修《宋史》将他列入“叛臣传”,这便意味着他将永无翻身之日,即使今天已有学者能够正视张邦昌其人其事[],但也未必有人会去追究他为何而死,他的死是不是一宗冤案,他的死有何影响。由于正统王朝观超越了正义的视点,所以社会道德被扭曲成皇权的保护伞。在本节里,笔者试将张邦昌一案进行梳理,希望以此透视一些曾被忽略过的政治问题。

(1)从“篡逆”到归政——张邦昌三十三天皇帝生涯始末

关于张邦昌仕宦,《宋史》卷四七五《张邦昌传》云:

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人也。举进士,累官大司成,以训导失职,贬提举崇福宫,知光、汝二州。政和末,由知洪州改礼部侍郎。首请取崇宁、大观以来瑞应尤殊者增制旗物,从之。宣和元年,除尚书右丞,转左丞,迁中书侍郎。钦宗即位,拜少宰。[]

从史书记载来看,张邦昌此后与康王赵构一起被扣押在金营,应该是少宰身份。我们习惯上认为,张邦昌首错即为他力主和议,其次是他“要钦宗署御批无变割地议”“请以玺书付河北”,至于议和之策是否说明他“私敌”,此处暂且不论。从“朝廷议割三镇”来看,表明钦宗及决策臣僚对割地并无异议[],而姚平仲夜袭金营失利之后,“诏割三镇以北二十州地”[],张邦昌再进太宰兼门下侍郎,仍为河北路割地使,也透露出割地的主张并非出自张邦昌。就宋朝方面来说,张邦昌之过也是有其时间性。姚平仲夜袭金营失利之后,直接刺激金人用兵,而此时北宋臣僚“上书者攻邦昌私敌,社稷之贼也。遂黜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罢割地议”[]

我们一向将持和议政策的臣子解释为叛臣,从这个角度来说张邦昌是叛臣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主张和议,同时他又是金人“别择异姓”的最佳人选,所以历史的罪过只能由他来承受。实际上,宋金议和并非宋廷一厢情愿之事,金国上层最初也有此意向,只不过由于宋失信于盟约,金国才攻破汴京[]。即使徽、钦被北掳,宋金双方仍尝试以“帝姬和亲”的模式解决危机。然而,由于宋徽宗觉得和亲外交有失颜面,再加上金相宗翰与皇子宗望和亲意向并不坚定,所以金人最后决定废掉宋钦宗改立张邦昌[]。据史载,宋钦宗也曾明确表态,他是支持“帝姬和亲”决策的[]。虽然“帝姬和亲”之事很少见诸正史,但足以说明宋朝政府能够接受和议甚至比和议更屈辱的解决方案。由此看来,张邦昌只是其中一枚棋子而已,但这枚棋子阴差阳错也恰好符合金人“别择异姓”的人选。

史载,靖康二年元月乙巳,“金人将易代,惧民不听,欲以中原地择人君之,度大臣无肯任者,乃议即军中取前太宰张邦昌立之”[]。也就是说,金人将立张邦昌为帝并非即时决定。而张邦昌之立也并非自愿,他曾读金人推戴文字后说:“赵氏无罪,遽蒙废灭,邦昌所不敢闻。必欲立邦昌,请继以死。”金人一方面诱骗他说,立宋太子,以他为相;另一方面,威逼宋朝臣,“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尽行焚戮”。宋朝方面,百官力劝张邦昌不死,救一城百姓;钦宗及朝臣承认失德失信于金人,虽为反驳之词,却又佐证了张邦昌称帝的某种合法性。总之,靖康二年三月丁酉,张邦昌“服赭袍、张红盖,百官导引步,自大庆殿至文德殿前”[]。然而,张邦昌并未有愉悦之情,“不御步升殿,于御榻西别设一椅”,甚至遣阁门传令说,自己“本为生灵,非敢窃位”。百官遽拜时,他急忙回身面东拱手而立。当了皇帝的张邦昌也并不舒坦,不敢把自己视做皇帝,规定自己的命令不称“圣旨”,议定及面陈得旨事称“面旨”,内批称“中旨”,传谕所司称“宣旨”,手诏称“手书”,“处大内,多不敢当至尊之仪”“不御殿,不受朝”。

不过,这样一个“胆小无能”[]的皇帝,仅在位三十三天,也曾尽力为社稷,忠心不忘赵氏,当金人洗劫京城民不聊生之时,他还诣青城请金人“不毁赵氏陵庙、罢括金银、存留楼橹、借东都三年、乞班师、降号称帝、借金银犒赏”[]。甚至他还不计前嫌,遗金人书说:“孙傅、张叔夜、秦桧,缘请存于赵氏,遂留置于军中。既知徇义于前朝,必能尽心于今日,宜蒙宽宥,使遂旋归。”[]所以说,将张邦昌定为叛逆贼子,无论如何都有失公允。金人退兵之后,张邦昌在吕好问的建议下,按前朝旧例,请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宫,又密上皇后书,“具述复兴之事”,“元帅府檄至京师,邦昌命开封府榜谕士民”[],并遣谢克家往山东迎大元帅赵构。无论迫于局势也好,倾心悔过也罢,张邦昌最终的举措必有助于南宋高宗政权的确立。

(2)恶逆当死——张邦昌的囚旅生涯

此前的学者多论张邦昌僭逆经历,至于归政之后的身份变化却少有论及。有人以忠节观探讨南宋初期士大夫对围城罪臣的态度,有人以政党之争来解释围城士大夫的取舍问题,而建炎士大夫对围城罪臣的态度,到底出于何种意图,研究者却莫衷一是。

从史书记载来看,张邦昌的归政多半是吕好问的功劳。从请元祐皇后入宫到推戴康王,无不始出吕好问之口。吕好问曾劝张邦昌说:“公宜遣使推戴康邸,则城中便为功臣,若先为诸道所推,则城中即叛臣矣,为功臣,为叛臣,在此一举,岂可少缓?”[]事后看来,这样的忠节之语,再与王时雍的“骑虎势不得下”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更增加了他的功臣筹码。与吕好问同样劝张邦昌归政的还有胡舜陟,他说:“君臣大义,岂可一日而废!……谓自古有亡必有兴,此皆轻虑浅谋,不识祸福之机者也。本朝自祖宗以来,恩德在人,至深至厚,九州四海,岂有一夫不心怀赵氏者?”[]实际上,祖宗恩德或恩泽的言辞不唯胡舜陟一人之口,围城前后的士大夫多论及此,这也便是宋廷一直倡言的祖宗映像。历来以忠义著称的宗泽也曾谈道:“自古人臣,岂有服赭袍、张红盖、御正殿者?况邦昌改元肆赦,又挟孟氏以令天下,欲散诸路勤王之兵。其篡乱踪迹,无可疑者。自古奸臣,初未尝不谦逊,而中藏祸心,况恶状彰著如此?”[]也就是说,人臣之分的礼教在两宋之交非但没泯灭,反而愈发膨胀,这也正是建炎年间批斗围城罪臣那些士大夫的政治视点。

其实,士大夫的价值观若仅是体现在仁义道德层面,南宋乃至任何朝代的历史似乎都将改写。同样是为了劝降张邦昌的马伸,似乎道出了忠义背后的真实一面。建炎元年四月,监察御史马伸曾告诉张邦昌:“望速行改正,易服归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归京,日下开门抚劳勤王之师,以示无间。应内外赦书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权行拘收,俟立赵氏日,然后施行,庶几中外释疑,转祸为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辅相公为宋朝叛臣也。”[]可见,叛臣之名令大多士大夫望而生畏。出乎预料的是,张邦昌并未被碎尸万段,竟得高宗诏曰:“张邦昌知几达变,勋在社稷。朕宠以王爵,欲与同理万务,而牢避莫夺。可依文彦博例,一月两赴都堂,急速大政,令宰执就第商议,以称朕优贤倚赖之意。”[]显而易见,张邦昌由祸转福主要还是缘于金人,宋高宗曾直言不讳说:“朕欲驭以王爵,使异时金人有词,则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归宝避位之意告之。”[]

另外,李纲论张邦昌僭逆之时,高宗曾提醒说执政中有与他意见不同者,但李纲仍坚持正典刑。吕本中《杂说》云:“金人再犯京师,谢克家、耿南仲党人往往在围城中,皆前日力攻李纲者。纲既相,复以围城中事中伤之。以邦昌僣号叛逆,凡在围城中,皆次第定罪。”[]李纲荐进的邓肃,也力请窜斥张邦昌等伪命之臣,还将围城中叛臣分为诸多等级类别加以打击。纵观李纲等人的举措,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群体整治围城罪人的大规模行动,主要是为了重组新的官僚群体,其政治高度完全可以遮蔽政治事实。吕好问即曾告知高宗:“今若不速自引退,使言者专意于臣,而忘朝廷之急,则两失其宜。”[]

事实上,无论是高宗所言的“执政”,还是围城忠节之臣吕好问,至少在处置围城罪臣的问题上都表现出近似的理性态度。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类人的观点是否一定客观,他们毕竟都是张邦昌与赵构之间起决定性作用的谋臣,他们抑或尚存私利的认识大致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3)金人扼杀?——张邦昌之死的真正原因

按建炎元年五月壬辰,高宗问何以处张邦昌,黄潜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贷,然为金人所胁,不得已而从。权今已自归,惟陛下所处。”[]高宗即“驭以王爵”,以免金人拿张邦昌为借口生事。但建炎元年九月壬子,张邦昌还是被赐死于潭州,原因是张邦昌“始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心迹如此,甚负国家,遂将盗有神器。虽欲容贷,惧祖宗在天之灵。尚加恻隐,不忍显肆市朝”[]。由此可见,张邦昌之死似与金人无关,只因三十三天皇帝生活里他与宫人侍寝,触动了“道德至上”的高宗的软肋。原因是张邦昌在围城“称帝”之时,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曾命宫人私侍张邦昌,待张邦昌还东府时,还有“语斥乘舆”。李纲却认为,张邦昌既僭位号,只是小事一桩。但高宗不那么认为,有诛张邦昌之意。从前章所论诏狱常见的罪名来看,“语斥乘舆”属十恶重罪,足以实现宋高宗打击报复的用意。不过,仅因张邦昌与宫人侍寝,就判以死罪,似乎也不合情理,正如李纲所言,张邦昌既已称帝,宫人侍寝实为不足论的小事,并且在当时的状况之下,毕竟他是皇帝身份。

那么,张邦昌之死真正缘由到底是什么呢?李纲首次要求惩治张邦昌之罪时,并未得到执政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认同,在李纲以死论争之下,宋高宗采取了李纲“贷其死而远窜之”[]的意见,责授张邦昌为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也就是说,张邦昌之死是有一个阶段性进展的,而左右这个进展的却非李纲,亦不完全因华国靖恭夫人李氏的供词。何忠礼先生曾指出,虽然高宗知道张邦昌的称帝并非出于自己本意,但从维护帝王的一姓尊严出发,心底仍然十分忌恨,李纲的奏议恰恰成了“秋后算账”的一个借口,金人的动向直接导致张邦昌先是被贬官,后被赐死[]。史籍所载大致也差不多这样,建炎元年六月庚申,宗翰还屯云中[]。庚辰,右副元帅宗望薨,汉国王宗杰继薨[]。对于宋高宗政权来说,来自于金人的威胁似乎有所缓解,张邦昌遭贬为散官潭州安置大概也与此相关。不过,张邦昌被赐死之事,却与金人威胁加大相关。九月己酉,“以谍报金人欲犯江、浙,诏暂驻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在金人强势进犯的危急时刻,如何稳固宋高宗政权当是首要急务,当时所能做的,除了严加防御之外,更重要的收拢人心,消除皇权直接威胁,而这些又恰恰都与张邦昌的存在相关。

南宋初立之时,宋高宗赵构自身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正朔,虽然李纲曾为高宗辩解:“夫英宗之曾孙,神宗之孙,道君之子,渊圣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将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谁?”[]但太学生陈东上疏中就曾对他皇位合法性持怀疑[],此事定当触动其痛处。就这一方面来看,高宗绝不容忍侵犯或怀疑自己正朔地位者存在,陈东之死便是其例证,下节所论的宋齐愈之死更由此。那么,张邦昌之死更是必然,关键是因何发生在建炎元年九月。

正如前文引文所载,张邦昌被赐死在九月金人进犯江、浙消息之后,金人进犯的消息对于高宗来说,无疑如临大灾。“秋高马肥,突骑猖蹶,挟借其势”,然后张邦昌重建伪政权,如此情形当为高宗最为担心的事情。并且,同年十二月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前下发的告书中,也着实提到“如张氏已遭鸩毒,则别择贤人”。另外,先前靠张邦昌修书联络金人感情的举措又被爱国的宗泽搞砸,张邦昌的利用价值似乎不再那么明显,而他的存在形成对自己皇权的威胁却愈加明显,所以说,宋高宗在反复纠结之后,赐死张邦昌又是颇具时效性的。

此外,两宋之交,士节士风的败坏直接威胁着南宋政权的稳固。李纲曾言:“近年以来,士知利而不知义,故平居无事之时,惟以保家谋身为得策,而一经变故,坐视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国威,大变其风,天下未易理也。”[]高宗也曾下《戒励士风诏》云:“日者二圣播迁,宗社几至于颠覆,而伏节死难者罕有所闻……而士大夫奉公者少,营私者多,殉国者稀,谋身者众。”[]整治士风当是即时谋利的重要举措,而对僭逆之臣的处置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总而言之,张邦昌之死,并不是某一单一缘由所致,而是南宋初立的时代背景下,宋高宗政权在诸多利益交错之中实施的某一政治行为。客观来说,张邦昌当是宋高宗政权政治利益谋求中的牺牲品。

2.忠奸之错解——宋齐愈冤案探源

宋齐愈其人,史书记载不详,只云“字文渊(一字退翁)。靖康初,官谏议大夫。建炎初,以推举伪楚论死”[]。关于他的死似乎没什么可追究之处,所以也一直没有人论及。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宋齐愈之死实有冤情,并且他的死直接透视出南宋初期党争与政权利益取舍的某一侧面。以下笔者将通过对宋齐愈之案全面的解读,深入分析此案背后的诸多政治问题。

(1)三字换腰斩——宋齐愈之死考辨

有关宋齐愈之罪,据王宾根勘宋齐愈按款云:

宋齐愈招金人邀请渊圣皇帝出城,未回,知孙傅承军前,遣吴幵等将文字称废渊圣,共举堪为人主一人。及知孙傅等乞不废渊圣皇帝,不许,须管于异姓中选举姓名通申。齐愈知孙傅等在皇城司集议,遂到本司,见众官及桌子上有文字,不论资次,管举一人。齐愈问王时雍:“举谁?”时雍曰:“金人令吴幵来密喻,旨意在张邦昌,今已写下,只空姓名。”又看得金人元来文字,请举军前南官,以此参验,王时雍语言即是要举张邦昌。齐愈恐违时雍,别有不测,为王时雍曾说吴幵密谕张邦昌,亦欲蚤了图出。齐愈辄自举笔于纸上书写“张邦昌”姓名三字,欲要于举状内填写,却将呈时雍,称是;又节次遍呈在坐元集议官。齐愈令人吏依纸上所写“张邦昌”三字,别写申状,系王时雍等姓名,分付与吴幵、莫俦将去。其举状内别无齐愈姓名。初蒙勘问时,惧罪隐下不招。再蒙取会到中书舍人李会状:“二月下旬间,忽有左司员外郎宋齐愈自外至,见商议未定,即于本司厅前取纸笔,就桌子上取纸一片,书写‘张邦昌’三字,即不是文字上书,遍呈在坐,相顾失色,皆莫敢应,别无语言。其所写姓名文字系宋齐愈手自捋去,会即时起去。是时,只记得胡舜陟在坐,司业董逌午间亦在坐,未委见与不见。其余卿监郎官,会以到局未久,多不识之。”及根取到元状单子勘,方招。[]

略读此案卷,便知宋齐愈之罪只是金人欲择异姓之君时,他手书“张邦昌”三字而已,也就是这三个字,置宋齐愈以不忠之臣,“其罪非受伪命臣僚之比”,最终处以腰斩。按建炎元年秋七月辛卯,言官论宋齐愈首书“张邦昌”三字以示议臣,由是获罪下台狱,令御史王宾根勘,癸卯腰斩宋齐愈于都市。从法律程序上来讲,此案从根勘、取证到量刑,都符合宋代诏狱的审讯过程。但是,有关宋齐愈首书张邦昌的史传却有多个版本,甚至有人还质疑审讯过程有弊陋。

张栻《私记》云:“张邦昌之挟敌以僣也,在金营议已定。宋退翁自会议所归,道遇乡人,问之曰:‘今日金所立者谁?’退翁疏书邦昌姓名于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以为退翁自会议所即取纸笔书邦昌姓名,造端谋立。丞相与王宾又密谕李会,使妄自析,而归其事于退翁,丞相竟匿会劝进稿,而执其章论退翁死,李公旋罢相。”[]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张栻把宋齐愈之死完全归罪于李纲,显然是为宋齐愈首书“张邦昌”一事开脱。这里,除了“书邦昌姓名于掌”与他书不同必为捏造外,归罪李纲之言辞或为事实。即使张栻为张浚之子,可能为其父好友宋齐愈辩护,但李纲与宋齐愈的过节定然存在,只不过此处被张栻夸大而已。

正如张栻曲书李纲那样,他将李会也视为宋齐愈案情的关键人物。实际上,宋齐愈的按款里也已明确指出李会的作用。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亦载:“会即时起去。是时,只记得胡舜陟在坐,司业董逌午间亦在坐,未委见与不见。其余卿监郎官,会以到局未久,多不识之。及根取元状单子勘,方招。”[]也就是说,李会不仅在宋齐愈案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还成为一系列围城罪臣的指证者。是否“根取元状单子”,我们无从推知。但此案中有关李会的记载或有疑点。史载,“齐愈初赴狱,以文书一缣囊授虞部外郎张浚曰:‘齐愈不过远贬,它时幸为我明之。’此李会劝进张邦昌草稿也。时御史王宾劾齐愈未得实,闻齐愈有文书在浚所,遽发箧取之。宾密谕会,使妄自析,而证齐愈”[]。可见,宋齐愈首书张邦昌的真实情况应该在李会劝进草稿之中,而这个草稿并不一定能够置宋齐愈于死地,相反可能还有助于宋齐愈。于是,王宾密嘱李会造假证据以陷害宋齐愈。如果此论及此事记载属实的话,我们大可论断宋齐愈案件审讯不端,宋齐愈之死尚为冤案。然而,从其他资料来看,此处李会用事与其本人德行及当时的政治态度并不相符。

邓肃的叛臣札子中曾提到,李会平日曾对范宗尹说:“邦昌实无罪,而陛下责之为非。”[]从这条资料可以看出,李会本人并不认为张邦昌有罪,主要是得罪于宋高宗。这样一来,宋齐愈按款里的李会难免存有错载之处,那么按款的客观性也就不言而喻。事实上,宋齐愈一案的冤情并不仅是按款的失实及审讯的不端,高宗的态度及南宋初期政局的变动才是其深层的原因。

(2)修怨专杀?——冤案背后的政策迁移

宋人在追述宋齐愈之死时,多将其死归罪于李纲,一方面由于李纲主张深罪围城士大夫,另一方面则由于李纲与宋齐愈有过节。对于前者,我们从张邦昌一案中便已有所认识,而对后者我们表示怀疑,因为史载李纲似非小肚鸡肠之人。吕中《大事记》曰:“宋齐愈之罪,当从王时雍等之例,贬而窜之可也,何至是耶。洪刍、陈冲、王及之死,纲尚救其死,而独不救宋齐愈,纲于是失政刑矣。中兴之初,大臣有一事之当理,则足以兴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来,张浚之疏也。浚素与齐愈友,而又潜善客也,以潜善而忌李纲,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张浚而攻李纲,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岂非张浚初年之见耶。”[]可见,在吕中眼里,宋齐愈一案凸显的是君子与小人之别,我们权且不论君子小人有何区别,也暂不追究张浚政见的前后变迁,仅就李纲不救宋齐愈一事,便可推知两人的不和。《张浚行状》曰:“宰相李纲,以私意恶谏议大夫宋齐愈,加之罪至论腰斩。”[]从张浚与宋齐愈的关系来看,张浚这个行状固然有攻击李纲一面,但李纲是否“私意恶谏议大夫宋齐愈”,当是以下侧重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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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同质异构:有关南宋初期几起诏狱个案的分析
    1. 一 建炎宋廷重建时期的个体诏狱
      1. 1.“篡逆叛臣”——张邦昌诏狱的历史轨迹
      2. 2.忠奸之错解——宋齐愈冤案探源
      3. 3.新政与士大夫之治——洪刍等八人案的政治注解
    2. 二 曲端狱案与南宋初期的政治本位
      1. 1.功过参半:曲端之死的两种评说
      2. 2.或非纯臣:曲端之死的历史真相
  • 第二节 道学重建与南宋初期的政治取向
    1. 一 拨乱反正:道学与新兴时代之诉求
      1. 1.“收人心,召和气”——道学的政治指向
      2. 2.胡氏《春秋传》——新价值观念的理论根基
    2. 二 党同伐异:元祐党论的政治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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