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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群体诏狱与政治运作的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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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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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群体诏狱与政治运作的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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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群体诏狱与政治运作的媾和

从前章考论来看,南宋初期所发生的个体诏狱事件,大多与两宋之交的政治变动及宋高宗政权稳定相关。南宋伊始,宋高宗政权不仅急于追究北宋亡国之过以收买人心,还急需重塑新价值观念来寻求稳固皇权的理论根基,这无疑关涉南宋初年政治文化的迁移,更多地凸显出宋高宗政权的政治方向。大致来说,建炎初至绍兴八年宋金和议促成,道学从与政治结合进而被其利用,到最终被政治抛弃,可谓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究其因果,历来学界都将其简单地归咎于政权主导者的好恶,抑或政治背景所迫,而这一态势形成背后的政治运作,及当权者对政治利益的交换,却少有人关注。绍兴和议签订前发生的群体诏狱事件,恰恰与这一时期的政治运作息息相关。基于此,本章将对与绍兴和议直接相关的群体诏狱事件进行纵深探究,并透过对这一外在政治动力的考察,纵深解读绍兴年间诸多政治现象,以期从中推究出政权主体为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而构造的政治交换模式。

第一节 公正之泡影:绍兴诏狱的法律解析

相对此前零散的个体诏狱事件来说,绍兴年间的诏狱事件更多地凸显出群体或规模特征,案发的罪名及案件本质更多地呈现出一致性,案件的政治目的明显与执政者政治举措息息相关。对于这样目的明确、案情简单的诏狱进行研究,也许无甚细究或深究的必要。事实上,诏狱的本质可能缘于宋高宗政权的某种政治目的,但诏狱外在的表象仍不失案件形态。即使案件形态如何“规则化”,想要洞悉其背后对政治价值观的取舍问题,透析案件的法律属性仍不失为有效的研究路径[]。因为诏狱多是游离于法律与纯粹的政治行为之间,以至于诏狱研究更多时候成为解读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差异的有效路径。所以说,对于绍兴诏狱的法律解析将有助于我们纵深考察南宋初期政治运作的轨迹。正如前文所论,诸多绍兴诏狱的案发罪名都趋于一致性,案件的形成基本符合有罪推定原则。从大量绍兴诏狱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恰恰并非单一的行政或刑律处罚,而是介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法律的公正与否已显得微不足道,而法理精神却隐喻其中。究竟如何通过法律解析来认识绍兴诏狱,我们有必要对其案例中所呈现出来的有罪推定原则及法理重构迹象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 告讦与证据之间——严刑罪名与有罪推定思想之融通

所谓诏狱冤案,对于制造者而言,案发的证据可谓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如何立案,如何“发现”涉案者的罪过,继而将之摆在台面。从表面看,这一切靠宰执支配下的台谏官似乎都能完成。实则不然,可能基于台谏官的身份限制,在诏狱之中台谏官的职能只是上奏涉案者的罪过,或者夸大其词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大理寺的职责最多也只是判刑定罪而已,诏狱发端者多是通过举告来实现立案。绍兴诏狱概不例外,我们从大量的绍兴诏狱案例中常常看到“告讦”“讦”等字眼,告讦者常常就是诏狱发端者。所谓“告讦”,又可称为“告发”“告密”“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告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告奸连坐”与“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常常关联而密不可分,一般而言,告讦的使用多出现在执政者严厉控制言论的非常时期。“告讦”是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即使是参与制造诏狱的古代帝王也常常以“告讦之风不可长”为戒。不过,告讦成风只是透视诏狱现象的一个切入点,如能构成诏狱,还需要立案证据,证据的认证及证据形式,同样影响到诏狱的审讯过程。告讦常常为诏狱创设案发的条件,无端或虚无证据的实效性,恰恰将有罪推定的思想贯穿于审讯之中,从而与严刑罪名相互结合,构造了诏狱的整个轮廓。所以说,对告讦与证据的研究,当是解构绍兴诏狱事件的最佳视角。

1.思想与实践之背离——绍兴告讦“合法化”之路

如果说告讦合法化,北宋时似乎还有章可循。北宋建立伊始,宋太祖针对官员犯赃,就曾制定奖励告发制度。譬如,建隆三年八月,太祖采纳知制诰高锡的建议,规定“诸行赂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不过,这与唐宋举告制度并不一致,《宋刑统》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告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诸投匿名书告人罪者,流二千里。”[]并且,北宋以来,统治者对所犯细小,或不干己,或已经赦者,以及监察官纠举犯罪都严格限制,以此杜绝告讦之风[]。当然,告讦与法制规定稍有抵牾,在实际操作中仅有统治者行用的情况。宋代诸朝皇帝都十分重视赃吏之惩治,并且台谏之制最为发达,告讦行为的相对实用性便不言而喻。皇祐元年曾有诏书曰:“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得以风闻弹奏,违者坐之。”[]为有效推行保甲法,熙宁三年司农寺还制定了《畿县保甲条制》,规定:凡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谋杀、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并依从保伍法科罪。及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若本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并须觉察,收捕送官[]。即使如此,告讦行为在宋代政治文化中仍是为人不齿的。皇祐四年十二月,林献可修书一封,叫他儿子送交谏官韩绛(后为宰相),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韩绛不敢隐瞒而告知仁宗,仁宗以“恐开告讦之路”[],叫他拿回家去烧掉。嘉祐五年六月,仁宗还下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煕宁八年,针对手实法的弊端,士大夫曾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告讦之制。谏官范百禄质疑:“家家有告讦,人人为仇怨,礼、义、廉、耻何可得哉?”张方平也疑虑:“有所隐漏者许人陈告……必有奸猾渐相告讦,窥图赏利,狱讼繁兴,政令浸以滋张,民德何以归厚?”[]知制诰邓润甫更言:“近者群臣专尚告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登用淳厚之人以变风俗。”[]元祐时,朝臣屡言朋党之弊,右正言刘安世言:“(蔡)确之朋党,大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救解,且谓处厚事非干己,辄尔弹奏,近于刻薄,此风寖长,恐开告讦之路。”中书舍人彭汝砺亦言:“今缘小人之告讦,遂听而是之,又从而行之,其源一开,恐不可塞。”[]二人虽以告讦为非,彼此互为攻击,至少来说,告讦之风并非仁政所认可。左谏议大夫梁焘亦言:“其以告讦之风不可长而责处厚者,是亦不然。所谓告讦者,等辈之间,苟快怨愤,摘其阴私,以相倾陷,伤败风俗,诚为不诫。至于自纳罪恶,凌犯君亲,忠臣孝子忠义切于上闻,不当妄引告讦,以为比拟也。况法所不加,义所不制,欲以何名议罪处厚?如谓告讦之风犹不可长,则如确悖逆者其可长乎?告讦之长,不过倾陷一夫一家,悖逆之长,至于危乱天下,岂倾陷之害可忧,而危乱之祸不恤耶?此奸人之言,欲以惑聪明而乱正论,挟狡狯而行私恩,无毫发忠敬之意,不可不治也。”[]无论是对儒家伦理来说,还是对传统帝国法治而言,梁焘的认识都恰当适中。南渡播迁之后,宋高宗以仁宗为楷模,以元祐之治为向往,禁告讦之风自然也不例外。

前文有关宋高宗法制思想的探讨,笔者已经点明宋高宗“好生”及重视吏治的理性法治。从这一点来说,南宋初年屡屡严禁告讦的言论见诸典籍自不为过。就向往政治清明的政治行为而言,宋高宗曾态度明确、身体力行过严禁告讦的举措。绍兴六年十二月,江州进士孙复礼投匦讼德安令黄觌不法,宋高宗认为,孙复礼若所陈诉有失事实,应当严惩,“倘挟私怨,有所中伤,不惟长告讦之风,亦非求言本意”[]。绍兴七年夏四月,给事中胡世将举荐尚书吏部员外郎黄次山替代自己的职位,宋高宗却以黄次山告讦董弅,此风不可长,遂令补外官[]。绍兴八年十一月,秦桧擢勾龙如渊为自助,以此攻击反对和议的大臣[]。此计本为以告讦手段铲除异己,未想到没过多久还是被宋高宗贬秩而去,宋高宗讨厌勾龙如渊屡屡制造告讦,虽所谓“不欲付有司以伤风教”[],实则仅在于宋高宗本人的好恶而已。因为告讦非厚风俗,仅停留在宋高宗的言辞之中,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严峻和恶化,宋高宗本人的法制观念越发淡忘在其政治构想之中。抑或是法制观念与政治实践本来就在对立统一之中延展,以至于我们回首瞻仰的竟然多是政治家的谋略。

绍兴十一年十月,台谏官“请补试州县小吏仍许告吏罪,使补其阙,以惩吏强官弱之弊”,宋高宗却和秦桧说:“此说若用,则相告讦,而州县扰矣,治天下当以清静镇之,若妄作生事,乃乱天下,非治天下也。”[]对于宋高宗而言,告讦确实有悖于法治本意,只会使诬告丛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告讦一无是处,或者说宋高宗对告讦的认识是多元的,针对地方吏治告讦绝不可取,但对于统一国是论调,或许告讦仍有可取之处,确切地说是很有可取之处。就在宋高宗口口声声言论“告讦之风不可长”的时候,汪叔詹告讦岳飞[],台谏官的风言也将李光贬谪岭表[],宋高宗真可谓揣着明白装糊涂。宋律里虽然对举告有明确的限制规定,但并不是说告讦就没有合法性可言。所谓告讦为非,多是指告讦有伤风化、有毁风俗,真正“指斥乘舆及妖言惑众者”仍属密告范畴,属于正常告讦内容。反观绍兴年间的诸多诏狱材料,不难发现其中多数罪名也是“指斥乘舆”“撰造语言”“簧鼓众听”,这样一来,告讦似乎亦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关键在于宋高宗政权的认知态度。绍兴十五年七月,执政进呈处州守臣徐度准诏条上便民事件,宋高宗说:“因此亦可以观人才,如议论平正,留心国事,其说自然可见,不然矫讦迂阔者,亦可见也。”[]宋高宗所谓的“议论平正,留心国事”,无非就是支持和议,这也是他屡屡谈及重民事的理论之基;所谓“矫讦迂阔者”,实为一语双关,他的告讦观念不言自明矣。

由以上考论不难理解,宋高宗对告讦的双向认知,实为绍兴年间“告讦”一词常常纠结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症结所在。而告讦真正走上台面,进而酿造了一起起声名狼藉的诏狱事件,则在于秦桧的“不懈努力”[]。绍兴十九年,秦桧党人秘书省著作佐郎林机面对,言及“有异意之人匿迹近地,窥伺朝廷,作为私史,以售其邪谋伪说”,宋高宗告诉秦桧说:“此事不应有,宜行禁止,许人陈告,仍令州县觉察,监司按劾,御史台弹奏,并取旨优加赏罚。”[]显而易见,告讦的合法化完全取决于宋高宗,一旦告讦合法,宋高宗的政治意向便凸显无疑。绍兴二十年,左奉议郎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陆升之告讦李光父子时,宋高宗痛斥李光曰:“光初进用时,以和议为是,朕意其气直,甚喜之。及得执政,遂以和议为非,朕面质其反覆,固知光倾险小人,平生踪迹于此扫地矣。”[]也正基于此,秦桧后来以告讦之功,理直气壮地提拔陆升之知大宗正丞[]。确切地说,秦桧所兴起告讦之风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但他的“努力”则一定建立在宋高宗赋予告讦的合法化之上。不管怎么说,秦桧以告讦为手段罗织诏狱罪名,其势已不可阻。当时有人问时谪居南安军的左朝散郎张九成:“近日士大夫气殊不振,曾无一言及天下事者,岂皆无人材耶?”张九成说:“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则此气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

无可否认,秦桧制造诏狱,除了借助告讦以营造私己之利外,从主体上来说,左右士大夫言论,营造国是健康的语言环境才是其最终目的。但随着秦桧的去世,告讦是否合法化又被摆上了台面,以至于宋高宗本人也不得不反究告讦的过失。秦桧去世不足一个月,宋高宗便下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持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重置于法。”[]既然告讦“深害风教”,不合礼法,那么追究告讦责任便势在必行,而宋高宗则恰如时机地假装糊涂将责任推给了已死之人。当朝臣言及政制混乱之时,宋高宗便不负责任地说:“此乃大臣任意所为,不欲朕知天下事耳。”[]

一般来说,一场灾难性诏狱事件之后,是非曲直的拨乱反正当是恢复元气的首要举措,“绍兴更化”即是得益于此而产生的新词,而“绍兴更化”也确实以奖惩告讦者与被告讦者为主要内容。先是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执政进呈刑部状开具到前后告讦人姓名及“事迹”[]。二十六年十月二日,臣僚又言:“向者风俗媮薄,告讦大兴,士大夫陷于宪网者前后非一。比降诏旨,检举追复,仍许自行陈诉。然有司尚多艰阻,能自伸雪者十无一二,诚为可矜。欲望严饬有司,将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以前应断过之人,除犯大不恭、不孝及蠹国害民,并枉法、不枉法监主自盗、强乞取,已上并因人告发,迹状明白者,各论如法。其余犯在上件月日前者,不以年限,许自陈诉,委官看详。如实系无辜,则与行改正,理元断月日。若稍涉疑似,则且与除落过名,所有元断官吏并免收坐。”[]至此,绍兴诏狱事件可谓告一段落,绍兴年间告讦合法化里程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绍兴诏狱肇事者的政治目的也基本得以完成,更不能单一地、肤浅地认为告讦手段就能完美地完成那些政治使命。作为案件的一种,绍兴诏狱如何被赋予了法律化的外衣,审刑过程中的有罪推定思想,那些如出一辙的严刑罪名,无不展示给我们又一个洞察真相的入口。

2.证据之王——严刑罪名的推定之基

人们将某一时期具有突出证明作用的证据称为“证据之王”,从古代落后生产力下的口供到当代的DNA技术,证据之王经历了诸多的变化。所谓一般意义上的证据之王多指一般的刑事案件,而在古今诸多诏狱事件之中,传统的证据之王似乎并不实用,一方面是采集证据的目的性,常常导致故意忽视掉突出证据;另一方面是证据本身的脆弱性,使得审刑主体将目光集中在案情之上。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无视诏狱证据的价值。从这些证据甚至不足以称为证据的证据的实用性来看,它们似乎也可称为证据之王,因为这些几乎不足为凭,甚至值得怀疑的证据,竟然也使得一桩桩冤案顺利结案,证据的突出证明作用可见一斑。由此,即使诏狱证据多么的微不足道,它确实在法律逻辑之中演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了这些证据,诏狱发端者才能实现告发,也只有这些证据,才真正为诏狱形成的两个撒手锏——严刑罪名与有罪推定思想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若要解读绍兴诏狱冤案审刑程序的合理性或合法性,不仅需要我们对证据之王与严刑罪名的深度阐释,更需要借助这些结论透析有罪推定的逻辑所在。

从本文第一章关于南宋初期诏狱类型的研究来看,南宋绍兴年间的诏狱冤案罪名繁多,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诏狱罪名,且均是以严刑称道,诸如“指斥乘舆”“谤讪朝政”“交通罪臣”“动摇国是”等罪名,重则处以死刑,轻罚也得流千里。显而易见,这些罪名均是要置人于死地为目的,案发之前便已计划好案件的走向,简单地说,法律程序仅只是手段而已。不过,法律程序也有其游戏规则,透过这些冤案的审刑条件及过程,我们还是可以洞察冤案背后更为深刻的东西。

实际上,严刑罪名的成立,既离不开告讦的合法化,更离不开支撑告讦行为的证据。绍兴冤案形成的证据与一般刑事案件的证据略有不同。大致来说,口头证据与实物证据在诸多冤案中都有所呈现,冤案证据的条目也参差不齐,一句话的口头证据与形成文字的实物证据,可以单一行用,亦可以交错并行。相比较而言,除了形式上差异之外,口头证据与形成文字的实物证据,两者的效用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并且都触及重刑。

应该说,文字证据才具有法律说服力。就曲端一案而言,文字证据似乎成为案件成立的主要因素,王庶的告讦及吴玠建言“曲端谋反”之词,当直接触动张浚处置曲端的神经,而真正用来给曲端定罪的依据,却是那首“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秦桧执政时期所制造的冤案之中,文字证据也更多地凸显案件的目的性。胡铨赋词“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王庭圭赋诗“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胡寅游岳麓寺感怀“是何南海之鳄鱼,来作长沙之鹏鸟”,范彦辉“何当日月明,痛洗苍生病”,沉长卿、芮晔同赋“今作尘埃奔走人”,等等,皆曾作为案发的实物证据而被行用于审刑之中。显然,此处所谓实物证据类冤案,即是文字狱冤案,其主旨显然是与严刑关联起来。罪证内容是否触犯严刑之罪,还在于审刑机构对证据的解释和认定。在皇权至上的传统帝国里,一旦疑犯罪证触犯或仅仅影射到国家与帝王,证据的诠释将被无端模糊。

口头证据,行用在绍兴诏狱中更是异常频繁。绍兴十二年,右谏议大夫罗汝楫劾胡铨“文过饰非,益唱狂妄之说,横议纷纷”[];绍兴十三年九月,侍御史李文会言王晞亮与赵鼎、潘良能、李光、汪藻交通,“伪造事端,唱为异说,喧传四方,实伤国体”[];绍兴十六年七月,中书舍人段拂奏刘一止“趣操朋邪,自作弗靖”“轻躁怨忿形于奏牍”,御史中丞何若亦奏刘一止与李光交通,“辞气怨怼,无臣子之礼”[];绍兴十六年,右谏议大夫汪勃劾刑部员外郎李颖士与赵鼎交通时云:“今虽为郎,尚怏怏不满,每见差除,则忿见于言色,谓‘天水朝,必不至尔’。”[]所谓口头证据,更多彰显某种随意性,证词内容多是某某有过什么言论,而这些言论是否促成罪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证词内容中对这些言论之危害的修饰,当证据不需要查证的时候,过于夸张的修饰词同样能够成为案件认定的条件。此外,口头证据内容多数是达到有罪推定的形式,案件核心内容并不在证词之上,而是集中反映在某人与某人交通或和议异议之上,不能不说口头证据在案件中充当的仅是形式而已,无论是实物文字证据还是口头证据,其作用都是服务于有罪推定的逻辑。

有罪推定逻辑里罪证是否成立,关系到立案的正当性,如何体现罪证的合法性,又关系到对罪证的认定。正如前文所言,绍兴诏狱中证据的可靠性几近虚无,证据与证词同时出现,甚至罪名与证据同出一辙,从而透视出案件审刑程序的非逻辑性。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审刑程序如何的非逻辑性,由于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可以忽略对罪证的认定,但罪名始终符合宋代法律规定。诸如绍兴诏狱中常见的“指斥乘舆”“谤讪朝政”“交通罪臣”等罪名,《宋刑统》里多有记载,并且多属严刑罪名[]。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证据认证的虚无又变相地肯定证据,只有证据存在,能够支撑严刑罪名,至少来说遵循审刑程序,结案便合乎情理。此外,即使案情证据不足,执法者为了促成狱案结案,还可以采取“众证定罪”。《宋刑统·断狱律》“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条载:“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逢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其于律得相容隐者,郎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由此可见,众证定罪是指对不适合拷讯的弱势群体采取的结案方式,众证者指三人以上的证人,证人证言实为最关紧要的证据,这样一来,疑案终能顺利结案。不过,绍兴二十六年诏狱平反之际,孙觌曾上书云绍兴初年身陷诏狱的过程,曾提到众证定罪实为大臣谋私构人于狱,他说:“命官犯法,自一问至三问录问,又有审问,祖宗立法防闲之意,正为此也。所谓众证,多缘私移狱。或负冤称屈,或诋谰避罪,近移他州,远移别路,差择官吏参验考核,罪状了然,尚复谩谰,迁延岁月以图幸免,则用众证。近时吕颐浩中子烝庶弟之母,捕逮系狱,惧罪佯喑,不肯置对,亦用众证。如臣所坐,未尝移狱别推,未尝托疾避罪,大理寺何名辄用众证?公案无书押一字,而以众证为罪。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于此。”[]巨焕武先生在研究岳飞诏狱时,也曾指出众证定罪是宋代审刑中常用的结案方式,适用于岳飞诏狱则有其主观目的性[]。不管怎么说,从孙觌的话里已不难看出,绍兴诏狱中不仅是证据本身被主观解释,证据采集途径也凸显出很大的主观性,有罪推定思想可谓贯穿审讯始终。

至此,绍兴诏狱案件的审讯虽然遵循大致的审讯过程,诸如起诉途径、证据采集与求证,却没有遵循宋代“重失入轻失出”的司法原则;所谓遵循的有罪推定原则,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与传统宋代司法理念背道而驰的。南宋初期,宋高宗重视法制建设可谓不遗余力,更是常常将好生之德挂在嘴边,想必绍兴年间秦桧主导下的众多诏狱事件,也不可能游离出宋高宗的仁德视阈。究竟法制视野下的绍兴诏狱是否有其时代的合理一面,这将关系到审刑程序中立案环节的罪名有何种依据。立案罪名是否依谏臣的陈奏,以及如何利用谏臣陈奏中至关重要的罪名实现有罪推定的目的,去实现何种目的,将是解释南宋初期法制与政治对立统一的答案。

二 动摇国是——法理依据之即时阐释

从有罪推定的逻辑来看,无论是口头证据还是文字证据,都无须求证,这样一来,严刑罪名便有了支撑点。实际上,有罪推定思想的核心并不在有无罪名及推定过程,诏狱肇事者既定的是有罪,期望实现的是定下重罪立案,所以说是否有罪当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目的;如何定罪则取决于对罪名进行法律解释,即使不一定参照相对应的条法来处罚,也要有一个重罪的参照标准。一般来说,对罪名的量刑当参照现有的条法,诸如《宋刑统》及随机颁布的诏敕,实用与否都可用来参照。不过,也有一些罪名并无相应的量刑条法,可结合现行的国家大政方针重新从法理角度解释。所谓法理,当是体现即时的法律价值,是制定法律的基础[]。从法理角度解释某些罪名的缘由,纵深探讨绍兴诏狱的政治意义及南宋初期的法制运行情况,将更有助于我们拓展宋代政治史及法制史研究的视角。

从绍兴诏狱的罪词中,我们常常看到“动摇国是”“以摇国是”之类的罪名,到底这些罪名如何从法律角度解释,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既不能从法律条文中找到相应的规定,又不能轻易地将审刑程序中的罪名解释成纯粹的政治行为。不过,从法理角度来看,这样的罪名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首先,法理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又是制定法律的基础。显然,这与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行为规范息息相关。中国古代传统之中礼法并存,重礼轻法,礼乐制度即为政治制度的核心。所以说,南宋初期法理的依据当指执政者即时的政治举措。其次,南宋绍兴年间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问题,这才是解释疑难罪名的正确答案。从“动摇国是”“以摇国是”等短语字面上来看,其核心词语是“国是”。何谓“国是”?笔者不想为此而追根溯源,更不想纠结于词汇释义的漩涡之中,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国是”一词的即时含义。沈松勤先生曾指出,自建炎至绍兴前期与孝宗即位的初期,和议成了南宋王朝不可动摇的“国是”[]。同时,他又将这一阶段以“绍兴和议”签订为基点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总而言之,“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南宋的“国是”唯有和议当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和议方针在和议签订前后,到底面临着怎样的政治压力,又是何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国策名正言顺地推行,进而宋高宗政权如何为既定的政治方向扫平异端,这将关系到宋高宗法制思想对立统一的两个层面问题。

关于“绍兴和议”,一般认为大致有两次。其一,绍兴八年正月赵鼎乞诏诸大臣问计[],即为第一次“绍兴和议”的开始;其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高宗论“往年之和出于乌珠,今年之战出于挞懒”[],实为第二“绍兴和议”缔结的标志。寺地遵先生认为,前后两次和议大有不同,柘皋一战,金人已暴露其军事力量有限,而南宋权力的统合力足以维持稳定,再加上第二次宋金议和并没有第一次施惠的色彩,遂使反对论者难以为言,并且第二次和议中宋高宗并未全面掌握推动和议的主导权[]。笔者认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和议中,反和议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士大夫对于和战态度随着南宋政治环境的变迁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与绍兴和议相关的诸多诏狱,恰恰没有大量发生在所谓的第一次和议中,而是集中发生在第二次宋高宗没有主导权的和议缔结之后。所以,在本节中,笔者不再对两次和议加以区分,而是将绍兴八年简短的和议视为绍兴和议的一个阶段,重点探讨和议与诏狱罪名的深层关系。既然前文提到绍兴和议中士大夫反对和议,也就是说,以即时国是为非的言说一定曾触动国家政治,执政者如何操纵执法机关打击异端,除了前面章节提到审讯程序的非逻辑性之外,有罪推定的思想还曾推及法律本身的重新解构或重新制定法令,从而满足政治需求。

就绍兴和议中的“动摇国是”等罪名来看,我们还能从中追溯到执政者维护和议政策的政治手段;从这一手段中我们不仅能够洞察宋高宗政权的政治走向,并且能厘清宋高宗政权政治行为的实施方案。绍兴八年正月,赵鼎提议商谈议和时,宋高宗曾坦言:“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同年六月,宋高宗以与金人“信誓已定不可失约”为言,遂使“物议大讻,群臣登对率以不可深信为言”,宋高宗和议之意坚定,几致愤怒。赵鼎出谋“讲和诚非美事,以梓宫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堵群臣反对者之口。同年十一月,宋高宗又因胡铨上书反对和议而告诉秦桧“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据朕本心,惟应养母耳”[]。由此可见,宋高宗以孝心为辞的和议理由,本为宋高宗计谋所在,其主导和议政策也已不言自明。另外,这也透露出,绍兴八年和议进程中宋高宗并没有将和议定为国策,而仅仅是以迎养母等仁孝措辞为由。也就是在绍兴八年十一月,胡铨上书言和议为非之后,宋高宗才意识到仁孝之辞已不足以应对反和议之词,当秦桧请示诛责胡铨时,宋高宗才说:“卿等所陈,初无过论。朕志固定,择其可行。中外或致于忧疑,道路未详其本末,至彼小吏,轻诋柄臣,久将自明,何罪之有?”[]宋高宗授权对胡铨“语言凶悖”“意在鼓众,劫持朝廷”的处罚,当是执政者为和议而兴诏狱的肇始。不过,绍兴八年之后的几年里,很少再有类似的案例出现。了解宋金关系史者不难解释其中缘由,自绍兴八年和议签订不久,由于金朝内部权力配置和权力斗争,金朝单方面撕毁了条约,背信弃义向宋开战,宋金和议宣布破产[]。和议的破产,自然消解了和战的争执,宋高宗的和议政策还没来得及全面推行便停滞了下来。绍兴十一年宋金再次和议之前,两国经历了频繁的战争,无论南宋是否执行着或许既定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至少不曾延续媚颜求和的外交路线,直到绍兴十一年二月宋军迎来了柘皋大捷。研究者习惯认为宋高宗、秦桧主导和议,害怕迎战,自始至终不曾改变。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两宋王朝武功不抵北方外族的原因,是其一直延续着“强本弱末”的国策[]。遂使我们常常忽略掉南宋初期国策的变迁史,而代之以来的是屡屡陷入一些传统研究的模式化之中。就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最终缔结而言,南宋的国策又发生了迁移。

绍兴十一年八月,金朝归还了徽宗的灵柩(梓宫)及宋高宗生母太后韦氏,十一月缔结了宋金和约。这一次宋高宗虽然仍以仁孝为由而与金和议,却不再用金朝赋之的仁孝之词来封堵反对者之口。“人主之权,在乎独断”[],似乎没有推动宋高宗与金求和的脚步,而是充分体现了宋高宗实践和议政策的决心。究竟如何实践他的政策举措,这关系到绍兴十一年之后南宋发生的大量诏狱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诏狱事件的审刑程序中,触犯国策的罪名显见于判词里。比如,绍兴十三年五月,中书舍人张广坐“朋附程克俊、动摇国是”[],为殿中侍御史李文会所劾而遭贬;绍兴十四年十月,御史中丞杨愿劾李光“负倾险之资,挟纵横之辨,谄附蔡京,窃位省郎,人伦堕坏,廉耻不闻”“令子弟、亲戚往来吴越,教人上书,必欲动摇国论”[];绍兴十八年三月,殿中侍御史余尧弼奏晁谦之“险薄躁竞,时无与伦。赵鼎负滔天之恶,投畀遐裔,乃阴与交通,书问络绎;王庶诡诈乖僻,世所共弃,谦之实其辟客,每慕其为人。庶之子至今往来,请求不绝。朋奸稔恶,日怀怨望,志在动摇国是”[];绍兴二十二年三月,王庶之子之奇、之荀遭贬,宋高宗尤言:“(王)庶为人□悖,深沮休兵之议,几误国事。”[]同年四月,章厦劾巫伋“阴怀异意,以摇国是”,林大鼐亦奏巫伋“黩货营私”[],以至贬其职;同年十二月,右正言史才论林大鼐“狂躁欺诞,父在而不迎侍”“若不亟去,必摇国是”[];绍兴二十四年六月,右正言郑仲熊言李光、孙仲鳌、史才“互相交结,密通光书于万里之外,盖欲阴连死党,以摇国是”[]。这些以“动摇国是”或“以摇国是”为罪名的案件,多半与和议直接相关,诸如李光、王庶之辈反对和议者,之所以被斥为动摇国是的罪臣,主要缘于宋高宗政权将和议政策实施。李光曾于绍兴八年十二月至绍兴九年十二月任参知政事,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缔结之后,李光父子因为反和议而遭到诏狱迫害。据寺地遵先生研究,绍兴八年宋金和议中任用李光,本是宋高宗、秦桧为和议而与江南士人妥协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分化和议反对论与慎重论的势力[]。同时他又指出,绍兴十至十二年收兵权问题与宋金战事再起,使得宋朝不得不放弃以往妥协性浓厚的息民、裕民政策[]。另外,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和议缔结之前,李光之狱兴起,宋高宗说:“司马光言,政之大本,在于赏刑。朕于光辈,闻其虚名而用之,见其不才而罢之,逮其有罪而责之,皆彼自取,朕未尝有心也。若用虚名而不治其罪,则有赏无刑,政何以成?譬之四时,有阳无阴,岂能成岁乎?”[]可见,宋高宗政权任用李光是借他的声望维稳,此后贬黜及迫害李光则是为了和议政策顺利推行。至于王庶,初论金人奸诈,不可与使者相见[],再论不可相信金人和议的用心[]。王庶最初以和议为非,并非出于反对和议之事,而是对金人不信任,这和反对和议的性质大不同。何俌《龟鉴》曾曰:“窜王庶,桧怒其不附和议也;窜胡铨,桧怒其曾沮和议也。”[]从宋高宗对王庶所下“动摇国是”的言论,便可看出和议政策实施的力度。此外,张广、晁谦之、巫伋等人皆因得罪秦桧而被冠以“动摇国是”罪名,此亦可见,和议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已成为一种没有底线的打击手段。

不管怎么说,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和议缔结之后,和议作为一个国策被纳入法律解释之中,“动摇国是”彰显着即时的法理意义。而在传统的帝国时代,现行律令条文可能因时已久不再适用于新的时代,皇帝屡屡颁布的诏敕充当实效法的同时,亦说明法令很大程度上是在服务即时的国策,反过来也可以说,国策常常成为即时审刑罪名的法理依据。无论即时的社会环境多么需要一种政策性法律解释出现,还是要取决于最高执政者。绍兴十二年十月,宋高宗曾对大臣们提到:“天下幸已无事,惟虑士大夫妄作议论,扰朝廷耳。治天下当以清净为本,若各安分不扰,朕之志也。”[]宋高宗忧虑宋金和议是否稳定,这也表明和议是他已下过决心的决策。从宋高宗对天下之清静的期许来看,对士大夫妄作议论者惩罚的举措似乎已箭在弦上。绍兴十七年二月,制造御前军器所监造官马元益,因“语言狂妄”而被勒停编管,宋高宗曾明确表态:“真宗皇帝澶渊之盟,虏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若无赏罚,望其为国实难。自今用人,宜求靖共之操,如其不然,在朝廷者与之外任,外任者置之闲散,闲散而又不靖者,加以责罚。庶几人知劝惩,不至专为身计。卿(秦桧)所进呈行遣马元益,正得此意。赏罚既行,数年后可望风俗丕变矣。”[]

第二节 弃战从和:诏狱所见绍兴“党争”的价值取向

南宋绍兴年间群体性诏狱案件,主要以宋金和战问题为指向,所谓即时性国是也多指宋廷的议和国策,这些群体性诏狱发端自绍兴八年第一次宋金和议,直至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秦桧死后才落幕,可谓与宋高宗政权对和战的选择不离不弃。表面看来,这些狱案似成了秦桧专权、打击异己的手段,那么党争[]也成为这些狱案重要内容之一。不过,从前文对绍兴诏狱的法律内涵的解释来看,如果要谈党争,这些狱案大多还是缘于涉案士大夫之间有关国策的政见之争,并非私人恩怨或权力之争。清代人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尤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中小注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甚多,痛诋德远、元镇几无完肤,则当日朝局恩怨之词,自不足凭,故李氏多加驳语。”[]这样的说法显然澄清了朱胜非与张浚、赵鼎之间党争的事实,也为我们认识张、赵二人之间是非恩怨之争,以及张、赵二人与秦桧之间的仕途冲突,提供了深入了解的可能。我们在前文中已粗略述及绍兴年间诏狱案件多以张浚、赵鼎、李光为中心,主要牵涉宋高宗政权意欲重建绍兴十二年之后政治基础[],但未曾深入解读张浚、赵鼎等人是如何沦落为宋高宗政权的对立面,本节笔者即期通过解读张浚、赵鼎二人身陷绍兴诏狱及党争之中的根本原因,深入洞悉南宋初期诏狱案件与宋高宗政权政治选择的内在关联。

一 晦涩的选择:政论之争与赵鼎诏狱

赵鼎曾赋诗:“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宋史》曾评价赵鼎“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又论“高宗惑矛俭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谓‘善善而不能用’”[]。有学者便认为,赵鼎不仅对南宋初的抗金爱国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而且同秦桧卖国集团进行过坚贞不屈的斗争,是因反对和议而被迫害致死的唯一重臣[]。赵鼎的忠义贤举与其在南宋初期遭遇诏狱存在很大的矛盾,论其贤举或贡献的不胜列举秦桧之罪恶,论其主和或保守的深入举证其言行不一,论其党争的往往将其与张浚、秦桧的关系混同视之,深入揭示赵鼎与绍兴年间国是政策变迁之间关系的不多,其诏狱往往被简单理解为秦桧专制暴政所致。实际上,赵鼎身陷诏狱除了他作为江南士人代表的身份原因之外,其政治主张也与宋高宗政权致力维持的绍兴十二年之后政局稳定存在关系。那么,如何理解赵鼎的政治主张?笔者认为,这需要我们从赵鼎、张浚共相时期塑造的小元祐论起,以赵、张二相伪党争为线索,深入解读赵鼎政论主张与时政发展之间的协同和距离。

1.主守战略:发端于元祐党论的政见视点

元人脱脱评价赵鼎说:“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仇可复,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见忌于秦桧,斥逐远徙。卒赍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这种说法相对得当,“固本为先”应该是符合绍兴初年宋金对峙基本情况,但“一见忌于秦桧”,所言失之偏颇。由于赵鼎的政治主张在南宋初期并非一成不变,赵鼎的政治观点受其学识背景及南宋初期的政治环境影响,在南宋初期一度与张浚、秦桧相左,甚至还被理解为主守派本应落下可悲下场[]。究竟该如何认识赵鼎的政治观点,关系到赵鼎身陷诏狱的真实政治环境,也是解构赵鼎伪党争的政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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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公正之泡影:绍兴诏狱的法律解析
    1. 一 告讦与证据之间——严刑罪名与有罪推定思想之融通
      1. 1.思想与实践之背离——绍兴告讦“合法化”之路
      2. 2.证据之王——严刑罪名的推定之基
    2. 二 动摇国是——法理依据之即时阐释
  • 第二节 弃战从和:诏狱所见绍兴“党争”的价值取向
    1. 一 晦涩的选择:政论之争与赵鼎诏狱
      1. 1.主守战略:发端于元祐党论的政见视点
      2. 2.主战的身份:赵鼎诏狱的根本指向
    2. 二 坚定地主战:纯臣张浚的仕途落寞
      1. 1.学术与权力之外:张浚朋党的诸多假说
      2. 2.主战的恶果:再论张浚诏狱的朋党罪责
  • 第三节 和战视阈下绍兴诏狱的政治路线
    1. 一 绍兴诏狱的潜在政治目的
      1. 1.绍兴诏狱与宋金和议的关系
      2. 2.绍兴和战成本的再考量
    2. 二 绍兴诏狱的非对等政治补偿
      1. 1.不复更见兵革——道德话语秩序的转向
      2. 2.和议为民——宋高宗的民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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