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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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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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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王夫之《宋论》云:“秦桧专政之暮年,大起刑狱,将尽杀张、赵、胡、洪诸公,逮及宗室。当斯时也,诸公窜处遐方,不得复进一议,论和议之非,于桧无忤也。和已成,诸将之兵已解,桧总百揆,膺世禄,其所欲者无不遂也。桧死,而宋高宗忽释赵汾,召还迁客,则桧之深惎诸公,非必逢君也。”[]又云:“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妨,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滞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显然,王夫之并没有将绍兴诏狱事件完全归咎于秦桧,而是指明秦桧大兴诏狱是得到了宋高宗的认可,是宋高宗为追求私欲加之猜防之心才任用奸人。平心而论,王夫之的论点在传统的道德视阈里应颇具创见,如此直言帝王之过,至少没有完全陷入奸臣论的旧窠。然而,由于王夫之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及传统儒家伦理观对他的影响,致使他的观点更多地集中在对过往人物历史选择的单一道德评判之上,而不曾关照到政治变动中社会规约、国家政治构想等元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的研究目的,是以南宋初期诸多诏狱事件为研究线索,揭示宋高宗政权在政治运作中如何以社会道德为资本换取政治利益,继而突破社会规约实现预期的国家政治构想,进而深入探讨南宋初期政治文化重建的历史轨迹。

通过研究,笔者对南宋初期诏狱与政治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不揣浅陋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其一,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大多凸显出宋高宗政权为谋取最大化政治利益的逻辑路线。

从这些诏狱事件里我们常常看到,无论是诏狱的种类特征,还是审讯程序,都存在着审刑的非逻辑性。不仅是有罪推定思想融入其中,告讦合法化及证据的绝对性直接促成了严刑罪名,更有甚者,通过法理依据的政策性建构,从而达到诏狱制造者的预期目的。南宋初期的法制建设在即时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一定的发展,宋高宗近乎冠冕堂皇的重生法制观念也表明,南宋初期宋高宗政权期许建构的是良性的政治环境。南宋初期诏狱事件的发生与该时期法制建设的矛盾,恰恰折射出宋高宗政权对获取诏狱背后政治利益的强烈愿望。建炎初年至绍兴初年,处置围城罪人以重组士大夫官僚群体,以及凝聚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成为新兴的南宋政权稳定的两大政治问题,这一时期发生的张邦昌、宋齐愈、曲端等诏狱,恰恰指向南宋政治稳定的政治目的。南宋初期道学者们的仕途竞进,道学政治话语的张扬,元祐党论的勃兴,无不表明宋高宗政权的政治取向,这也正是南宋初期政权稳定的直接信号。至于绍兴年间的群体诏狱事件,以绍兴和议的正当性为狱案形成的标准,对反和议的士大夫进行迫害,以及对赵鼎、李光等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群体进行打击,其政治目的也十分明显。宋高宗政权为了实现较为稳定的内部环境与金人签订和议,以及为了重建绍兴和议之后政权基础而打击以赵鼎、李光等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群体,这也合乎政权主体在即时政治背景下理性的政治目的。抛开伦理道德的政治感情而言,南宋初期宋高宗政权初建时期,惩治围城罪人及凝聚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以及营造较为稳定的内部环境和收缴地方兵权,完全符合这一时期政权主体的最大化政治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初期宋高宗政权急需实现的政治利益,也符合传统时代东方专制政权的理性政治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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