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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太阳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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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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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太阳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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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太阳的记忆

一 楔子:甲申三月十九日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时代的序幕拉开了。三月十八日(阴历,以下汉字书写日期皆同),李自成率领的大军攻入北京,包围了崇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三月十九日,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死。约莫一个月后,崇祯帝死亡的消息在江南地区传开,群情激动。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之职。而此时的北京二度易主:清朝皇帝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在其后近二十年的血雨腥风里,晚明虽然在南方先后建立了弘光政权(1644~1645)、隆武政权(1645~1646)和永历政权(1646~1662)等,但是在清王朝的武力征服下,这几个政权相继覆灭,其残余势力惨淡经营的“反清复明”斗争也云消雾散了。

一棵遭遇电击雷劈的老树即使时过千载,年轮上也会留下斑斑痕迹。在历经如此巨大的政治变动后,汉族社会是如何记忆前朝历史的?清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汉族社会的历史记忆与认同的?二者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呢?三月十九日作为崇祯帝忌日,是一个可资考察的象征符号。有关东南沿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台湾的历史学和民俗学研究表明,在明清交替之后,三月十九日被改窜为太阳诞辰,太阳诞辰的创造蕴含着纪念崇祯帝之死的意味。

泽田瑞穗是最早研究太阳诞生日的学者。曾经考察过华北地区作为自然崇拜之太阳信仰的泽田指出,太阳诞生日有若干说,分别是二月一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以及十一月十九日;他进而分析了名为《太阳真经》的文本。较早关注三月十九日这个特殊日子所内含的象征意义的是历史学者翁同文。翁同文在撰写的天地会研究论文里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基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需要,天地会创造了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的神话;第二,天地会之所以把崇祯帝的忌日说成太阳诞辰,乃是因为天地会有以“忌辰”为“诞辰”的传统。翁同文的第二个观点得到了其他研究的证实,而前一个观点则有商榷的余地。因为三月十九日太阳诞辰话语的出现在先,天地会的出现在后,与其说天地会创造了这个象征符号,毋宁说天地会对其进行了利用。历史民俗学学者赵世瑜与他的合作者依据地方史料,考察了浙江地区的太阳诞生神话和习俗;他们认为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的神话与浙江抵抗清朝征服的地方历史密切相关,是一个地方性的话语,其中凝聚着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

多年来,笔者在研究民间秘密结社和浙江地区的民间信仰时,接触了不少关于“反清复明”和太阳诞辰话语的史料,一直试图解释三月十九日太阳诞辰所蕴含的历史记忆/忘却。上述两项研究,特别是赵世瑜等的研究征引甚丰,笔者读后受益匪浅。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和侧重面的不同,在对文本的诠释上,笔者与上述几位研究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自然,所得出的结论也颇多不同。本章作为笔者研究心得的一个初步报告,试图以公共记忆为中心讨论围绕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的几个问题。公共记忆(collective/public memory)有地域、文化、组织、阶层、年龄、族群和民族等之别,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公共记忆的主体是谁?公共记忆是如何创造出来并被文本化的?太阳诞辰话语里凝聚着记忆主体怎样的历史记忆/忘却?一言以蔽之,本章意欲对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进行“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式的研究。

二 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创造

崇祯帝之死使春夏之交的江南显得与往年大不一样。五月三日,监国福王发布丧事消息后,各地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在苏州,大批士民自发来到府学明伦堂,从五月九日到十一日,连续三天举行哭庙仪式。不久,各地士民把对“君父”之死的哀痛转化为对在北京归顺李自成大顺政权“从逆”官僚们的谴责,在一片“讨逆”声中,“从逆”者在江南的家宅不断遭到袭击。对江南的许多士民来说,三月十九日是一个痛失君父的日子。

五月十五日,福王就任帝位,建立了弘光政权。弘光政权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小朝廷,许多官僚很快就把为君父报仇的念头置诸脑后,“士大夫辈但以得官为荣,而不以失义为辱”。弘光元年(1645),在崇祯一周年祭即将来临时,部分不满现状的官僚和士人试图借悼念活动来唤起弘光政权的危机意识。起先,翰林院编修张星“以寒食届期,请遥祭诸陵及先帝”;正当礼部议而未决之时,南京城内外出现了许多揭帖,称“端阳竞渡,吊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子推也;三月十九为先帝后衔愤宾天之日,攀髯莫及,吾辈各于郊外结社酹酒,以志哀恨”。张星的上疏和民间的揭帖好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二者共同营造了三月十九日祭奠崇祯先帝的舆论。接着,太常少卿张元始“感其言”,立刻上疏,建议除在太平门外设坛祭奠崇祯帝外,还应祭奠死难的东宫皇后和定王、永王二皇子,将三月十九日固定为一个国家性的纪念日。疏曰:

皇上允词臣张星疏,拟于太平门外遥祭先帝。臣愚谓应另设一坛,并祭东宫、二王于侧,每年忌日,举以为尝。且斯日何日也!三光蔽天,九庙堕地,诚与寻尝忌辰不同。谓应敕天下,凡遇三月十九日,止音乐,禁屠宰,并停士民嫁娶、各衙门轻重刑罚,一以志故宫黍离之叹,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愤。直待函逆贼闯首,告先帝灵,而此禁始弛可也。

从张元始的上疏可知,他提议把三月十九日定为国家忌日,固然因为崇祯帝的忌日不同寻常,更重要的是,意欲借此激发为君父报仇的情感。如果抓到“闯贼”李自成,以其首级祭慰先帝之灵,便可以不必将三月十九日视为非同寻常的忌日。因此,这里的三月十九日还仅仅是个纪念“亡君之痛”的日子,不带有后来追忆“亡国之痛”的色彩。

三月十九日过后不到两个月,刚满周岁的弘光政权便迎来了自己的末日:五月十五日,清军攻陷了南京城。弘光政权不再,但由这个政权开创的官方设坛祭奠和民间“结社酹酒”的仪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三月十九日作为一个记忆符号,从此不仅为后继的晚明政权特别是民间“忠义之士”所承袭,而且在忍受和抵抗征服的岁月里,还被赋予了“反清复明”的内容。

天无二日,人无二主。晚明士人讳言崇祯之死,故而将崇祯忌日转说为太阳诞辰,应该是不难理解的。问题是,这一改窜是何时和怎样发生的?按照翁同文的看法,是天地会创造了太阳诞辰,故而太阳诞辰是天地会出现后在雍正初年被创造出来的。赵世瑜等比较谨慎,他们既认为“太阳生日习俗的创造是有可能在康熙时期发生”,又说“太阳生日的故事应该是在顺治末年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归于失败后创造出来的,可能又在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后流传至台湾的”。笔者认为,顺治帝在位不到二十年,其间南方曾先后出现若干时间或长或短的晚明政权,崇祯忌日被改窜为太阳诞辰应当在此期间,而且很可能在弘光元年(顺治二年)有关太阳诞辰的话语即已出现。台湾以及东南沿海各地区太阳诞辰话语的出现即使有时间先后之别,彼此之间也未必存在承继关系。何以见之呢?仔细爬梳有关太阳诞辰三月十九日的史料,可以看出晚明对于崇祯之死的悼念是在两个不同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里展开的:儒家官方的意识形态语境和汉人民间宗教的语境。

和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印加文明一样,古代中国文明里也存在太阳神话和太阳崇拜。古代中国人崇拜的太阳虽不具有创造一切和主宰宇宙的能力,但和其他文明一样,也具有象征统治权力的意义。《礼记·祭义》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民族学学者何星亮称:“每个朝代都在一定日期在东郊日坛祭祀太阳”,“祭日的时间和牺牲,则历代不尽相同”。明代的祭祀礼仪,在“大祀”“中祀”和“小祀”中,日月和社稷的祭祀被置于昊天上帝和宗庙祭祀所在的“大祀”之中,这与把对日月和社稷的祭祀放在“中祀”之中的唐宋和清代相比,显示出明代更重视对日月和社稷的祭祀。在晚明士人看来,对崇祯皇帝的宗庙祭祀自然是“大祀”,制同于祭祀明和社稷的礼仪。而上引张元始的奏疏所言及的祭祀崇祯帝的礼仪甚至就是祭祀社稷/日月的礼仪:在南京城东郊的太平门外设坛祭祀。关于这次祭祀的情景,已经无法知悉。不过,可以从1918年连横所撰《台湾通史》风俗志里捕捉到一些影子:

三月十九日,传为太阳诞辰,实则有明思宗殉国之日也。以面制豚羊,豚九头,羊十六头,犹有太牢之礼。望东祭之,帝出乎震也。家家点灯,欲其明也。亡国之思,悠然远矣。

台湾民间在祭祀太阳诞辰时,以面粉制作猪羊代替牺牲,举行祭祀,看上去很像“太牢之礼”。按《礼记·王制》载:天子祭社稷时用牛、羊和豚三牲,谓之“太牢”。“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史记·封禅书·索隐》)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六记明朝祭日礼仪道:“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向西。祭用大牢玉,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壬年,皇帝亲祭,祭服拜跪,饮福受胙。余年遣文大臣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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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楔子:甲申三月十九日
  • 二 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创造
  • 三 太阳诞辰话语的文本化
  • 四 记忆/忘却的再生产
  • 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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