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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本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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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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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本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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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本中的秘密

一 问题所在

1912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由章太炎、宋教仁作序,署名平山周的著作——《中国秘密社会史》。该书出版后百余年间不断被再版,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秘密结社史的必读之作。一个外国人何以能够撰述事涉中国社会“秘密”的著作?这是笔者困惑多年的问题。1979年,接续1963年魏建猷和赵金钰围绕收录于《中国秘密社会史》中的《龙华会章程》的争论,杨天石、王学庄撰文重新探讨《龙华会章程》的思想内涵,暗示《中国秘密社会史》有抄袭日本侦探山口升给外务省的报告之嫌:“关于会名,山口报告书显然是照所据原始资料移录的,记载的是全名,而《中国秘密社会史》却由于作者方面的原因,不顾会党名称有会名、山名、堂名的区别,给变成了‘龙华会’。误植的会名和倒填的时间,不经考察,被轻易地联系在一起,便酿成一件疑案。”1989年,赵金钰在将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山口升报告书《清国情势及秘密结社》译为汉文时写下一段编者按,其中道:“山口昇自1910年6月至10月到华中、华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对当时中国形势作了分析,并着重记述了秘密结社的情况。所记关于会党方面的资料,有些则可纠正平山周书的错误。”“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的山口升何以能够“纠正平山周书的错误”?赵金钰没有给出任何根据。受此影响,1996年天地会研究专家胡珠生直截了当地说:“平山周参考了山口升的报告。”

“疑案”未了。当中国学者质疑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时,1998年荷兰汉学家田海在《三合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一书中尖锐地批评《中国秘密社会史》是“一部(糟糕的)剽窃之作”(a [badly] plagiarized version)。“平山书是对威廉·斯丹顿(William Stanton)香港三合会(出版于1900年)的翻译剽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山的翻译在1919年又被徐珂(指《清稗类钞》——引者)剽窃了”。根据田海在注释中的提示,他在1993年发表的《哥老会:一个新观点》一文中即已提到这一看法。

综上所述,围绕《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中国学界认为平山周抄袭了山口升的调查报告,杨天石、王学庄进而认为平山在抄袭中不经意犯下一个大错,臆造了名为“龙华会”的会党名称。荷兰学者田海则认为《中国秘密社会史》窃自斯丹顿《三合会或天地会》。但是,阅读上述学者的文章不难发现,没有一位学者认真比对过不同文本的内容,更没有人考察过不同文本产生的背景,因此,对其结论实有必要重新加以检验。以下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对《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作者、底本和叙事进行考察,以辨是非。

二 文本之间

(一)《中国秘密社会史》与《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

《中国秘密社会史》有一个日文底本,名为《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对于这个底本,长期以来知之者甚少。1980年,日本长陵书林将原载于《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的《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影印出版后,该文本始为人知晓。《日本及日本人》系评论家、国粹主义者三宅雪岭所办,三宅与中国的革命党人、日本的大陆浪人/亚洲主义者均有来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及日本人》在11月1日新刊号上报道“汉民族的革命变乱”,并以附录形式刊载了没有作者署名的《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在“例言”中写道:

武昌革命的勃兴,得天时地利及人和,其成功几无疑义。本篇详述支那(原文如此,以下同——引者)革命党及白莲会、三合会、哥老会等各秘密结社之真相。恰逢此次事变,匆忙间将其作为附录收入《日本及日本人》,倘能给世人以参考,则为编者之幸也。

刊载《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旨在让日本人从革命党与秘密结社关系的角度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革命。“例言”之后是章炳麟和桃源逸士(宋教仁)所写的中文序言,之后分别为第一章“白莲会”、第二章“秘密结社起源之传说”、第三章“三合会”、第四章“哥老会”、第五章“革命党”及附录“革命烈士像传”。《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刊行半年后,1912年署名平山周的汉译本《中国秘密社会史》在上海出版,兹将两个文本的目录做一对比,如表3-1:

表3-1 《中国秘密社会史》与《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目录

从目录看,二者之异同显而易见:《中国秘密社会史》与《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第二章和第五章标题不同,《中国秘密社会史》多出第六章“光复公会”,而《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则附有“革命烈士像传”。具体比较两个文本的内容,前两章并无二致,第一章(白莲会)叙述从东汉末年的民众叛乱到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和东北马贼。第二章(秘密结社起源之传说/天地会)叙述天地会起源传说中的“西鲁故事”和陈近南创设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的因缘。第三章(三合会)在整本书中所占篇幅最大,共有小历史、海外三合会、公所及会员、入会式、誓词及诸律法、会员证、造字及隐语、符征及茶碗阵等八项内容。《中国秘密社会史》将《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第二项“海外三合会”标题删除,内容略加删减;第四项“入会式”,《中国秘密社会史》省略“先锋”与“香主”之间长达四页半的对话;第七项“造字及隐语”,《中国秘密社会史》删去一页多未录。第四章(哥老会)《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错写成第五章,这个明显的错误在汉文本中被订正。第四章体例仿第三章,分小历史、山堂及会员称呼、开山式及入会式、秘密会书、茶碗阵及隐语、令旗及会员证、龙华会章程等七项内容,《中国秘密社会史》几乎全文直译,仅省略个别文句,如1906年萍浏醴洪江会起义发布的告示,汉文本作“为祖宗雪耻,宜同德同心,体天伐罪”,而日文直译应为:“特为祖宗雪耻,期众位同德同心。今顺天而应人,伐罪而吊民,同胞必受震撼,江山一统归于汉,共保黄帝子孙”。

图3-1 《中国秘密社会史》与《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

如果说,《中国秘密社会史》与《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前四章内容只有详略差异的话,第五章的内容则有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叙述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中国秘密社会史》将“支那”这一日文表述大都改为“中国”,甚至还出现一些很奇怪的译文,如《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本章开篇“支那秘密结社其数目甚众”一句,《中国秘密社会史》竟译为“吾国秘密会为数极多”。《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中“他(孙中山——引者)一如我国之高野长英,出身医生而成为革命急先锋”一句,则消失不见。第二,《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中与秘密结社和革命党无直接关系的内容尽被删除。如平山周在参与孙中山革命和调查秘密结社期间,还曾支持1898年“美西战争”中的菲律宾独立运动,而相关的叙述和当事人之间的来往信函,均不见于《中国秘密社会史》。又如关于平山周与康有为,特别是梁启超等来往的内容,几乎皆被删去。第三,关于革命烈士叙述的变化。《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附录“革命烈士像传”有如下人物:史坚如(广东番禺)、吴樾(安徽皖北)、陈天华(湖南新化)、邹容(四川巴县)、林广尘(福建侯官)、刘元栋(福建闽县)、刘锋(福建长乐)、陈与桑(福建闽县)、林觉民(福建闽县)、林尹民(福建闽县)、方声洞(福建侯官)、陈可钧(福建侯官)、陈更新(福建侯官)、冯绍麟(福建侯官,无头像)、熊成基(江苏扬州)等,黄花岗起义烈士安徽寿县人石德宽、四川内江人喻培伦等有照片无事迹。《中国秘密社会史》仅余史坚如(1900年谋刺广东巡抚德寿失败)、吴樾(1905年谋刺端方等出使五大臣失败)、熊成基(1910年谋刺海军大臣载洵失败),增加了徐锡麟(1907年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成功)、温生才(1911年刺杀广州将军孚琦成功)以及受徐锡麟案牵连死难的秋瑾。《中国秘密社会史》列举的革命烈士都与暗杀案有关,相较而言,日文本详于早期革命的死难者,对于光复会人物略而不述,似乎暗示平山周与光复会人物的交往不深,对光复会活动所知甚少。这涉及后文讨论的《龙华会章程》的思想内涵,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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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问题所在
  • 二 文本之间
    1. (一)《中国秘密社会史》与《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
    2. (二)《支那秘密结社》与《清国情势及秘密结社》
    3. (三)《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与《三合会或天地会》
  • 三 文本之内
  • 四 文本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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