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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洋”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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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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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洋”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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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洋”的变迁

一 小引

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满汉两位大臣志刚和孙家谷来到紫禁城乾清门。在御前大臣的引领下,二人款步走进养心殿。这时,一位太监轻轻撩开东间朱帘,二人迈过门槛,抢前扑通跪地,摘帽置于左前方,翎支向前,向黄纱屏道:“奴才叩谢圣主天恩。”随即叩头,戴帽起,侧身向右前进,跟随带班者跪于军机垫后,斜向年幼的皇帝下跪。甫定,黄纱屏后传出一位中年女性——慈禧太后的问话声,志刚仰头小心翼翼地回答。

问:“何时起身?”

奏对:“于明日由衙门起身。”

问:“由何路行走?”

奏对:“由陆路到上海上火轮船,经日本过大东洋到米里坚;由米里坚渡大西洋到英吉利,过海到法阑西;往北顺路到比里时、荷阑、丹麻尔、瑞典、俄罗斯;往南回路到布路斯;再南仍经法阑西到西班牙、意大利;由地中海经大南洋,顺广东、福建、江浙中国海面,自天津回京。”

谕:“随从人务须管束,不可被外国人笑话。”

奏对:“谨当严加管束,不准其在外滋事。”

在清朝历史上,确切地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的历史上,上述一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二天,天朝大国的二位使臣将跟随米里坚(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进行一次环球访问。志刚言及的欧洲诸国的地理位置虽然不甚精确,但是他对欧美列国之间的自他关系区分得明明了了。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近代西方地理学知识业已打破了中国中心的世界观。中国不过是地球上万国之中的一个,而且在近代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轮廓里,中国这个天朝大国(world empire)业已沦为边缘部分。

然而,细细咀嚼志刚的近代地理叙述,隐约可见遥远的传统地理知识的投影:大东洋、大西洋与大南洋。东洋、西洋、南洋等概念在中国传统的地理知识里具有特定的含义,此处分别冠以“大”字的诸概念是否别有含意?有待辨析。上引慈禧太后的最后一句告谕意味深长,它表明慈禧关心的不是外面的世界如何优于中国,大清应该怎样急起直追,而是要使臣约束手下,一举一动要有天朝大国的气派,“不可被外国人笑话”。志刚的应答也颇值玩味:“谨当严加管束,不准其在外滋事。”这一君一臣的一问一答,仿佛二位中枢大员即将离京出巡外省或外藩,读者感受不到晚清君臣面向世界时的紧张感。这一事实,提醒人们留意在近代欧风美雨的浸润下,大东洋、大西洋与大南洋等近代地理知识乃是嫁接在东洋、西洋、南洋等传统地理知识之上的,亦即,新知识的表皮背后内含着旧知识的要素。

关于东西洋概念,以往学者多有研究,范围基本限于17世纪以前,对此后东西洋概念的变化很少论及。王尔敏较早提出把东西洋概念置于“近代史”架构中加以省察的意义,惜对19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殊少涉及。可以聊补此憾的是斋藤毅的研究。作者考察了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和中国对东西洋词语不同的使用例子,展示了东西洋称呼变化的一面,但偏重于日语汉字词语的排列,对语义变化的阐释甚少。以下,本章在高度评价关于地理学的近代主义叙述之基础上,寻着与其相悖的思路,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讨论围绕东西洋概念的知识本真性(authenticity)和混杂性(hybridity)问题。在笔者看来,讨论新旧知识更替的“现在时态”,对加深理解近代知识的建构过程是一件别有意义的事情。

二 南北坐标轴上的东西洋:传统知识的轮廓

东西洋概念裔出四海——东西南北海之中的南海。在上古时代,四海语义从自然地理到人体生理,从心性地理到行为方式,无所不包。而作为自然地理和心性地理的四海,其方位并不确定,近可指中国,远可指中国外之东西南北方位。对于中国以外的四海世界,战国时代的邹衍曾做过颇具想象力的敷衍,司马迁《史记》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

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长期以来,邹衍之言以其“闳大不经”(司马迁语)而被排斥在四海知识的边缘,随着宋元以来东西海上交通之发展,邹衍的地理想象虽然屡被提及,但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获致近代性诠释。19世纪对邹衍的“发现”事涉后文将讨论的新旧地理知识更替之问题,这里且搁置不论。既然东西交通之发达证明海外有州、各州环海,则邹衍之大瀛海/大九州想象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证明,在崇山峻岭层层蔽障的上古时代,不同“州”之间“莫能相通”的局面屡被打破,可以想见,由此而来的地域间交流为邹衍的世界想象提供了点点滴滴的地理知识。

在史籍里,南海很早就有指称中国大陆南方海域的意味。《左传》“襄公十三年”条记楚共王事,称“抚有蛮夷,奄征南海”。在秦汉时期,随着远航知识的不断丰富,涉及南海的记录亦在增加,有关南海的描述逐渐具象化。在东汉、三国之际,则出现了“涨海”称呼。围绕“涨海”是具体指称南海,还是泛指印度洋、地中海之广大海域,学界存在争议。不过,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古代中国人航行南海的经验扩大了人们关于南海的知识。及至9世纪初的唐代,南海地理位置明晰起来,范围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南洋。至此,东西洋概念的诞生也就为时不远了。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称南海之中有东南诸国、东南海上诸国、正南诸国、西南诸国以及西南海上诸国,而环绕诸国的则有东大洋海(今太平洋或澳大利亚以北海域)、南大洋海(今印度尼西亚海域)、东大食海(今阿拉伯海)、西大食海/巨海(今地中海)等等。上述“东南海”和“西南海”的记述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后世的东洋和西洋,故该书成为中外史家讨论东西洋问题的始点。周去非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东南海”和“西南海”的分界线,但在文中留下了可以寻觅的蛛丝马迹。卷2“三佛齐国”条称:“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卷3“航海外夷”条谓:“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三佛齐在唐代史书里作南海古国,宋代称三佛誓,位于今苏门答腊(Sumatra)的巨港市(Palembang)。宋人如果以三佛齐为起点沿航海针路北行,可抵广州与泉州。五十年后,赵汝适在《诸蕃志》中称:“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以泉州为起点南行可达苏门答腊岛东部。上述两位作者记述的似乎就是宋人南行之航海路线。

元代上承宋代东西洋知识。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出现了“东洋”和“西洋”字样,书中的东洋指今爪哇、菲律宾一带,西洋指印度、波斯湾一带。“南”从“东南洋”和“西南洋”中脱落,意义重大,说明航海的发达促使南海地理知识的细化,南海已经成为区分东西洋的一个自明的前提。其时,东洋与西洋以龙门牙/凌门牙(马六甲海峡)和兰无里(苏门答腊西北角亚齐)为界。大东洋与小东洋以渤泥(加里曼丹岛)为界,以东为小东洋,以西为大东洋。大小西洋的分界不甚清楚,或曰西洋分为南北二部,北部包括地中海,南部则深入东南非洲。

明初郑和的大航海史无先例,汇集和扩展了宋元以来的东西洋知识。在东洋海域里,阇婆/爪哇位居中心。费信《星槎胜览》称爪哇“古名阇婆,地广人稠,实甲兵器械,乃为东洋诸蕃之冲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则谓“其国地广人稠,甲兵火铳为东洋诸蕃之雄”。明末张燮《东西洋考》亦说下港(爪哇)“甲兵为诸番之雄”。在西洋海域里,“琐里国”为诸番中心,严从简前揭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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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小引
  • 二 南北坐标轴上的东西洋:传统知识的轮廓
  • 三 东西坐标轴上的东西洋:西方近代知识的导入
  • 四 附会的“近代性”:大瀛海话语阅读
  • 五 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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