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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连续性与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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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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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连续性与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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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连续性与断裂

一 引言

在有关中国古史起源的叙述中,黄帝是个每每出现的神/人,被视为帝王谱系的源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黄帝的这种知识属性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0世纪以来,黄帝形象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政治上,在传统的发明下,黄帝被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品格;学术上,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学人的笔下,黄帝成为一个渺不可考的传说时代的人物。然而,在近代民族主义集体意识/无意识的作用下,黄帝形象不再被定格在遥远的历史时空,而是与时俱进、活在作为“当代史”的中国历史里,对历史书写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1936年初,顾颉刚在与弟子杨向奎合著的《三皇考》的自序里写道:

一提到中国的古史系统,任何人就想到三皇五帝,以后就是三王五霸,实在这个系统已经建设了二千多年,深入人们的脑髓了。一般人不觉得其中有问题;少数人知道其中有问题,但因怕闹麻烦也不敢讨论。如此相安无事,倒也做了六七十代的好梦,梦见三皇五帝的黄金时代。

顾颉刚看到,黄帝叙述历经两千余年而不变,一般人在将黄帝与自身的出自同一化后,黄帝成为不证自明的实质性知识;而少数人虽然意识到作为历史存在的黄帝有待进一步商榷,但“因怕闹麻烦也不敢讨论”。“麻烦”一语的隐喻是,在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黄帝被视为具有整合国族认同意义的象征符号,被奉上了祭坛。顾颉刚的感慨可以追溯到1922年前后。其时,正在对上古时代“三皇五帝”叙述进行“破坏”的顾颉刚,接受商务印书馆之邀编写了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顾颉刚回忆道:“我不能违背我的信念,所以也学了夏曾佑的办法,列了一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这部教科书流传至1929年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禁止,理由是“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否则摇动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在诠释黄帝对于近代民族主义建构的意义时,顾颉刚的这段个人插曲意味深长。不过,笔者的关心不在于此,而在于顾颉刚的个人经历恰恰证明国家主导的黄帝形象的建构是在1929年之后。在此之前,教科书里的黄帝叙述是存在差异性的。因此,在讨论黄帝符号化为中华民族象征时,有必要区别黄帝知识与近代权力话语化的黄帝之间的关系。

关于古史里的黄帝知识,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在先秦文献里,和尧(陶唐)、舜(有虞)、禹(夏禹)相比,黄帝(轩辕氏)一词的出现较晚。中岛敏夫编《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通过对73种先秦文献的数量化处理,统计出黄帝一语在文献中一共出现过950次,如果加上轩辕氏等其他称呼的话,则有994次(含《黄帝内经》497次)。具体而言,黄帝一语始出于《逸周书》(2次)和《左传》(2次,另有他称2次),到《国语》(10次)和《管子》(15次)之后,黄帝的出现频率才不断增加。数量化的统计验证了史家关于黄帝神话乃为战国时期所创的论断。那么,黄帝在三皇五帝中居于何种位置呢?刘起釪《古史续辨》指出在各种三皇的序列中,包括黄帝者有二:

伏羲·神农·黄帝(《世本》、孔安国《古文尚书序》、皇甫谥《帝王世纪》)。

黄帝·少昊·颛顼(董仲舒《三统说》)。

而在五帝的六种序列里,与黄帝有关者凡四: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

庖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赵策》、《易·系辞传下》)。

太皥(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淮南子》)。

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资治通鉴外记》)。

对于上述三皇五帝谱系里黄帝被赋予的意义,以往学者曾做过详细探讨。1980年代中期,白光华(Charles Y.Le Blanc)在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先秦文献中的黄帝指涉有二:“人类的始祖和文明的创始者”,“神及其万物的守护者”。近年,王明珂在《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一文中,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对汉以前的黄帝文本和社会情境的关系加以勾连和梳理,指出黄帝在线性的古代帝王排序中,其指称具有多义性。首先,黄帝是众多帝王中的一个,代表统治一个部族和一个时代的帝王。其次,相对于美好纯朴的古代,黄帝代表一个比较复杂的时代的开始,既隐喻文明的开创者,又意为以战事、征伐平定天下的帝王。再次,在战国晚期五行说的影响下,黄帝代表居于中央的土德帝王。王明珂进而指出,以上黄帝的多面特征,经过司马迁《史记》的编排和书写,成为“有社会功能与目的之社会记忆,最后在某种社会与政治情景中被保存下来”,而且,“司马迁所建构的‘黄帝’记忆被后世华夏不断的回忆、重述与再制”。最后,王明珂展示了处在华夏政治地理边缘的各族(除金人、蒙人和满洲女真外)政权如何通过“攀附”黄帝,由华夏文化的“他者”一变为黄帝失落在边陲的苗裔的历史现象。他认为,“攀附,产生于一种模仿欲望,希望藉由模仿而获得某种身份、利益与保障”,“攀附不只是单向的‘边缘’向‘核心’华夏的模仿;有时亦有华夏或汉人攀附、假借外来族群的文化与历史”。在笔者看来,“攀附说”试图消解围绕国族建构各种所来有自的理论之纠缠,揭示古史上黄帝记忆的创造、复制之“连续性”(continuity)问题。正如后文将要讨论的,这种“连续性”通过司马迁《史记》对黄帝知识的体系化,其作用不止于古代,还波及近代。《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黄帝的文字可谓清末民初众多历史教科书之底本,近代对黄帝的记忆和叙述并非没有古本的抄件。

然而,清末黄帝记忆的创造同古人“攀附”黄帝绝非一回事,黄帝之所以在近代被重新提及,是由于其被赋予了国族想象和建构的意义。早在王明珂论文发表之前,沈松侨等的研究分别揭示了近代黄帝叙述与古代叙述之间的断裂——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问题,尽管在他们的研究里,有关近代民族主义符号化的黄帝论述并不多。沈松侨等学者之所以不约而同地以黄帝为题作文,是因为他们意欲通过被符号化的黄帝来讨论围绕清末民族主义建构的诸问题。沈松侨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连同他的另一姊妹篇论文,是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建构的必读之作。沈文指出,“至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黄帝’大体上只是现实政治权威的另一象征,只是‘皇统’的一个组成要素”,这个象征和要素在晚清国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发生了断裂,“晚清知识分子从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中,发掘出一个文化符号——黄帝,并透过各种叙述策略,将之由数千年来历代相成的皇朝统系抽离出来,重加诠释,以之作为界定中国国族边界、区隔国族成员与非成员,并作以凝聚国族内部认同的表征”。另一方面,“晚清知识分子对黄帝符号的动员,基本上乃是以之作为排满革命、竞争政治资源的手段”。值得一提的是,与沈文的运思略为不同,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一文虽然承认近代黄帝叙述含有古今中外混合性(hybrid)要素,但更强调黄帝的外来性:“轩辕黄帝是来自巴比伦的‘尼科黄特’(Nakhunte),作为现代国家称呼的‘支那’一词却是日文。”沈、孙二人的论文并非孤立出现的,在二文发表前后,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影响下,许多论者在竞相讨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非自然性、非历史性之问题时,或多或少地触及黄帝之问题,其中,石川祯浩的研究尤值一提。石川在继袭日本学界相关讨论的基础上,探讨了黄帝的“外国来源”之问题;在比较革命党制作的不同版本黄帝肖像间的关系后,他怀疑革命党的黄帝肖像与明治天皇的“御真影”有某种或明或暗的关系。如果把上述几位学者的黄帝叙述置于清末民族主义讨论的学术语境之中,而笔者的理解又大致不误的话,似乎可以描绘出如下之黄帝近代像:(1)断裂的历史记忆——黄帝由帝王谱系里的始祖变为中华民族的始祖;(2)外来的符号——黄帝符号的建构笼罩在近代种族主义的背影中,中国人种“西来说”直接对此起到催化作用;(3)排他的手段——当外来性的要素内化为汉民族主义的象征后,黄帝成为排他(排满)的利器。可见,以王明珂为代表的一方和以沈松侨为代表的另一方的研究分别展示了古代和近代两种不同的黄帝叙述,两种研究区别反映了围绕近代民族主义的本原说和想象说之争论,从此,有关黄帝之研究大抵不会越出二者的问题视界。

然而,在反复阅读两种不同的黄帝叙述后,二者方法论之歧异和论点之乖戾不禁令人进一步思考:近代对黄帝的认同和古代文本知识的勾连真的那么密切吗?二者之间联系是否名同而实异呢?当一群为数不多的知识人决定近代黄帝应该诞生的时候,近代黄帝真的就应运而生了吗?清末由少数知识人制作的黄帝话语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其在社会层面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换言之,这种为少数精英分享的黄帝知识多大程度上被体系化为大众可以咀嚼和消费的社会知识呢?阅读清末知识人的民族主义论述,人们大概都会有一种感觉,即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带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还谈不上是体系化的知识。清末知识人在制作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为了一时的宣传和政治需要,故意割断历史和歪曲事实的许多言说到底多大程度上为自己和他人所信,对缔造国族象征具有多少实际操作意义,有待求证。在黄帝崇拜问题上,章太炎所表示的理解而不相信的态度便具有典型意义。虽然,笔者无法全面讨论古代文本知识是通过怎样的记忆载体传递给近代人的、清末民族主义话语化的黄帝象征在多大程度上为一般人所接受等问题;但是,通过普及历史知识的教科书来观察民族主义祭坛之外、皇权统治之下讲坛上的黄帝,也即将目光从非日常话语移至日常话语上来,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考察黄帝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也许可以书写出另一个传统与近代相互勾连、彼此呼应之黄帝。

二 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叙述

1.作为规训装置的历史教科书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处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大量的新信息和知识充斥于各种出版物,以往半个多世纪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启的西学知识的普及和累积,在纷至沓来的日译书刊和以之为参考而编纂的新书刊面前黯然失色。教科书是个非常独特的知识空间。在教科书出版上,着先鞭的是广智书局和文明书局,其中广智书局和另一个出版社作新社在翻译日本书籍上用力最勤,获利亦丰。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各地建立的近代小、中学校对教科书的需求迅速扩大。1903年,商务印书馆根据蔡元培的提案,开始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不几年,“俨然教科书之托辣斯,无有能与竞争者”。1906~1907年,张謇挂名的中国图书公司也加入教科书之编纂行列,以出版高小史地书籍而闻名。科举制度废止的第二年(1906),清政府学部设立图书局,于1907年先后出版了初等小学国语、修身等三种教科书,但因声誉不佳,最后学部不得不放弃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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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引言
  • 二 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叙述
    1. 1.作为规训装置的历史教科书
    2. 2.清末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叙述
    3. 3.民初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叙述
  • 三 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肖像
  •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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