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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黄帝自巴比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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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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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黄帝自巴比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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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黄帝自巴比伦来?

一 楔子

1894年,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在其名为《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的著作中,撰述了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散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为“百姓”(Bak Sings)转音。被中国史书奉为文明始祖和帝王谱系之源的黄帝原来裔出巴比伦,中国人(汉人)的祖先原来是巴比伦人。这就是所谓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的“西来说”。

在欧洲汉学历史上,虽然有关中国文明“西来”的议论始终不绝其声,但拉克伯里的观点并未为主流汉学所肯定。意味深长的是,当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东传至亚洲后,在日本和中国却获得了不少知己。1900年,两位日本业余历史学者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写入面向一般大众的《支那文明史》中。这本普及读物是明治日本众多关于中国历史著述中的一本,虽不能代表学界主流的看法,但当1903年其转述的“西来说”被介绍到中文世界后,却在东京和上海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时附和者众,“西来说”甚而进入了传播公共知识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中。

随着1920年代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和相关研究的开展,“西来说”在考古学界重新成为一个话题,拉克伯里亦不时为人提起。此说既已流传开来,俨然成为讨论中国古史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这段公案,缪凤林曾痛加批判,以“疑古”闻名的学者顾颉刚也颇表怀疑。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展开,1929年,何炳松、金兆梓等学人又竞相对其加以批驳。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不但直指拉克伯里“西来说”之荒诞,还异口同声地讨伐清末转述“西来说”的蒋智由等人之过。这样,大概在1930年代中叶,“西来说”便从中国历史叙述中销声匿迹了。

时隔一个甲子,在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起源的讨论中,“西来说”再次成为学人热议的话题。清末知识人何以借助“西来说”这一象征符号来营建以黄帝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一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孙隆基认为,清末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黄帝”和“支那”分别来自日本。石川祯浩具体考察了日本资源——围绕黄帝出身和肖像——在黄帝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他的观点对中国和美国同行有很大的影响。杨思信和李帆介绍了拉克伯里“西来说”在清末中国传播的概况。吉开将人把汉族“西来说”与苗族“先住说”结合起来讨论多民族史观在中国之形成问题。吉开的研究在“西来说”讨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西来”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其内涵还须与“本土”/“先住之民”放在同一历史语境中考量。相比之下,韩子奇(Tze-ki Hon)在其刊发的论文里考察了拉克伯里学说的内涵及其在中国流传的概况,着重解释了中国民族主义如何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中想象自我的问题,指出中国人对“西来说”由附和(1900年代)到反对(1930年代)的变化表明中国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历经了从时间等级序列到空间等级序列的转变。

在上述论著发表前后,笔者有关近代中国历史记忆和认同之形成的研究也涉及“西来说”。在笔者看来,围绕“西来说”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在“西来说”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的中介作用具体如何?清末民初知识人何以关心“西来说”?在不同的文本中“西来说”被赋予了怎样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以往几乎所有研究在指出近代民族主义的建构性的同时,均以本质主义的方法将“西来说”纳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直线时间序列中,从而低估了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简化了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概念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比如,1992年出版的冯客的《近代中国的种族话语》一书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就拉克伯里“西来说”传至汉语世界的过程而言,几乎所有后来的著作都沿用了该书的看法,即从拉克伯里的《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到白河和国府的《支那文明史》(冯客译为),再从《支那文明史》到《新民丛报》连载的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基于上述理由,在以下的篇幅里,本章首先将全面概述拉克伯里“西来说”的主要内容,继而重点追溯明治末/清末“西来说”在东亚——从日本到中国——的流传过程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呈现和意义。

二 从“语言科学”到“历史科学”: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与拉克伯里的“西来说”相比,人们对于拉克伯里的生平所知无多。1894年6月拉克伯里去世后不久,他曾任主编的《巴比伦与东方记录》()上刊载了其同仁、该杂志助理编辑麦肯齐(H.M.Mackenzie)撰写的一篇悼文,回顾了拉克伯里的生平,这是笔者迄今所知最权威的记述。根据这篇悼文,可以得知拉克伯里的如下生平。

1844年,拉克伯里出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哈佛尔(Havre),但是,他常说其祖先原为英国人,17世纪从英国西南部的康沃尔(Cornwall)移居到哈佛尔。他的名字看上去带有康沃尔地方的印记(corruption)。在很小的时候,拉克伯里随工厂主(manufacturer)父亲移居香港,在香港学得一口和母语法语差不多流利的汉语,也学会了英语,习得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当他返回法国后,由于不喜欢当时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传统(legitimist tradition),决定移居英国,并加入了英国国籍。大约在1874年,拉克伯里被引介给大英博物馆的伯奇(S.Birch)博士。在大英博物馆,拉克伯里与普尔(R.S.Poole)和道格拉斯(R.K.Douglas)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稍后他获得了来自印度局(India Office)的裕尔(Henry Yule)的资助。裕尔欣赏拉克伯里与众不同的个性,是当时英国汉学研究的重量级人物,也是“西来说”的主张者。另一个曾帮助过拉克伯里的是在英国驻中国领事馆工作的贝克(E.Colborn Baker),他的过早离世使拉克伯里悲伤不已。拉克伯里曾经在伦敦的大学学院担任印度支那语教授,这是一个没有薪水的职务。生活上并不富足的拉克伯里,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巴比伦与东方记录》的编辑出版,以致其死后遗孀生活窘困。拉克伯里生前引以为荣的,除了曾经获得过一两个外国大学的名誉学位和一份碑铭学术奖(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以外,大概就是多达数十部关于“西来说”的著作了。

图7-1 《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1894)

广为人知的拉克伯里“西来说”出自《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在该书导论中,拉克伯里称:“历史科学”(science of history)的发展已经显示,所有已知的事例都表明文明的中心发生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是种族之间的冲突、贸易导致了文明的扩散。在吸收了欧洲刚刚兴起的亚述学(Assyriology)成果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公元前23世纪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假说。

《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共418页,除导论和附录外,分为12章。前5章仅27页,是该书的提要。早在1879~1880年间,拉克伯里就已提出了中国文明来自两河流域的埃拉姆(Elam)和迦勒底亚(Chaldea)的假说;此后,他又分别从“科学和艺术”(Sciences and Arts)、“书写和文字”(Writing and Literature)、“制度和宗教”(Institutions and Religions)、“历史传统和传说”(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Legends)等多方面对此反复加以论证。他自称,“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充满爱和责任的劳动,需要付出经年累月的劳动”。

第6章(第28~84页)和第7章(第85~263页)是该书的核心。拉克伯里把中国历史分为六个时期,考察了由西亚迁徙而来的巴克族至东汉、三国时代所受到的来自西、东、南三个方位(亚述—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等)的影响。拉克伯里从语言、习俗、文物等角度为其“西来说”寻找根据。他指出,《周易》有雅利安(Aryan)语词汇,中国占星术和迦勒底亚的占星术、妖术相仿,在中国可以找到波斯、埃及、印度和巴比伦的神话痕迹,而巴克族建立西北殖民地后发行的硬币——金银铜币上的象征,则来自西亚关于母亲的描述。他认为,所有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古代存在三条交通贸易路线:西方(经新疆)、西南(经云南、四川)和东海(经山东)。西方的文物、习俗是通过这些交易路线传来的。巴克族由陆路征伐而来,“印度洋的海上贸易者(sea-farers)则在山东沿海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外来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中被人们淡忘,于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孔子要寻回古代传统,《老子》《列子》《庄子》等保留了寻找古代传统的痕迹。

第8章(第264~290页)以后的章节实际上是此前内容的重复或补充说明。第8章主要考察西王母和公元前986年穆天子的西征。拉克伯里认为,西王母一般被描述为女性,但其实没有任何古代文本注明西王母是女性,实际上,西王母就是黄帝率巴克族经土耳其斯坦所到之花国(Flowery Land),尧、舜、禹时代都和西王母有关系。《穆天子传》记录的是穆王长途跋涉访问西王母及其统治者的故事。第9章(第291~315页)从语言和交通上进一步论证“西来说”。“百姓”不是百家之姓,是由“Bak Sing”而来,迦勒底亚语是王、财富等意思。第10章(第316~337页)检讨关于巴克族从西亚迁徙到中国的传说和传统的史地学的关系问题。第11章(第338~372页)是前述若干章(第3、4、7、8、9章)的补充和校订。第12章(第373~397页)则勾勒了从公元前2282年黄帝率领巴克族来到中国至公元220年之间土著中国人与外来文明关系的年表。

以上为拉克伯里“西来说”的概要。其书不似研究论著,更像是读书札记,网罗和举证了大量文献,引文远比正文要长。其中主要内容取自拉克伯里1889~1894年间发表在《巴比伦与东方记录》上的论文。包括此书在内,拉克伯里关于“西来说”的研究,无论是在其生前,还是在其死后,在欧洲汉学界引起的反响都不甚理想。麦肯齐在悼文中称拉克伯里的毕生学术活动表达了对当代汉学界的“沉默的抗议”(silent protest)。要抗议谁呢?1888年6月,拉克伯里“西来说”的支持者、亚述学学者塞斯(Archibald Sayce,1845-1933)在《自然》杂志()撰文,郑重推荐了拉克伯里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易经》和汉字以前之中国文字关系的论文,推崇拉克伯里的“西来说”,最后不无挑衅地声称:“拉克伯里的结论在中国方面是否站得住脚,应该让汉学家来决定;而在巴比伦方面,拉克伯里无须担心遭到亚述学学者的怀疑。”塞斯的文章不但没有引起汉学界的响应,反而招来了质疑。拉克伯里在书中透露,翻译过中国“五经”的牛津大学教授理雅格(James Legge)对其中国文明巴比伦起源说不屑一顾,讥讽拉克伯里的比较语言方法竟然把早出的中国文字说成受晚出文字之影响。1890年3月,理雅格在提交维多利亚研究所(Victoria Institute)的一篇文章中对拉克伯里的Nakhunte即黄帝一说颇表微词,对此,拉克伯里批评理雅格是用“非科学的语言”撰写通俗文章。此外,拉克伯里还受到一个重要人物的批评。1891年,拉克伯里在《巴比伦与东方记录》上发表论文批评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有关中国占星术和历法的研究。施列格根据中国历法推算,发现早在14671年前中国就有了历法记述,这和欧洲人已知的2700年前之间有近12000年的差距。如果这个看法成立,那么中国文明的产生便远远早于埃拉姆的巴比伦文明了。对于拉克伯里的批评,施列格在和高第(Henri Cordier)合编的《通报》()上进行反击,强调不可将中国文明视为起源于迦勒底亚,因为现下还没有办法证实两个文明到底哪个更久远。理雅格和施列格是当时欧洲最权威的汉学家,拉克伯里遭到这两人批评,可见其“西来说”所受到的冷落。

“西来说”是真是伪,不是本章的关注所在。本章关心的是拉克伯里“西来说”的内容是什么,依托于怎样的学术语境。

拉克伯里在任职大英博物馆和兼职伦敦大学教授期间撰写了大量关于“西来说”的著述,内容重复而驳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著作形式出版的,代表作有《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中国人到来以前的中国语言》()、《中国最古的书——〈易经〉及其作者》()、《中国货币便览》()、《中亚和东亚文字的起源》()等;另一类主要刊载于他主编的《巴比伦与东方记录》,其中重要的文章多以小册子形式出版。此外,拉克伯里用法文撰写的论著偶尔也涉及“西来说”,但并非专论。

在《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一书里,他首先介绍了中国语言和书写的特征,接着宣称自己通过运用“近代语言科学”(modern linguistic science)的方法,发现了从未被探讨的领域:古代汉语和Akkadian语、Susian语的联系。在举证了中国文化和迦勒底亚文化(Chaldean culture)的联系后,拉克伯里提出了黄帝身份的问题。他指出,在汉语里,Hoang-ti最早读音为Kon-ti,而根据中国的历史传说,黄帝家族姓Nai(原本为Nan或Nak),进一步检索中国古代文献可知,它来源于Nak-kon-ti,黄帝的名字与Susian文本中作为诸神之首的Nakhunta或Nakhunte,存在惊人的一致性。原为Susa王的Kudur Nakhunta来到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在约公元前2285年建立了国家。按照这种比附手法,仓颉(Ts'ang Hieh)、炎帝以及中国上古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都可以在巴比伦文明中找到相关痕迹。最后,拉克伯里呼吁英国政府加强对东方语言研究的资助,“在所有东方国家中,保持对中国及其未来的关注,对英国来说有莫大的利益”。这本书勾勒出了其后拉克伯里“西来说”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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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楔子
  • 二 从“语言科学”到“历史科学”: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 三 在“Orientalism”与“东洋学”之间:“中国文明
  • 四 本真性与外来性:“中国文明西来说”在清末中国
    1. 1.翻译与介绍
    2. 2.诠释与再诠释
  • 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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